報告就轉到了江蘇省委，但同樣被否決了。訊息很快傳到了中央。江青和周恩來插了手，退學申請最終被批准了。1974年2月他回到了1968年插隊的江西省瑞金縣。後來他多次參加江西及福建知識青年的省級會議。他當上了勞動模範、生產小隊副隊長和黨小組組長。1976年他被任命為縣共青團副書記＇　劉小萌，前引，頁538…546，及T。Bernstein，前引，頁254。＇。這次事件之後，報刊又連續報道了另外幾個幹部（通常是軍隊幹部）子女走後門進了大學又退學的事蹟＇　見《湖北日報》1974年2月7日，《內蒙古日報》1974年2月17日及《山西日報》1974年2月17日。＇。所有這些報道都是出自同一格式，完全可以看出那是由中央一級組織的一場運動。有的父母出來公開做自我批評。有些透過關係參了軍或者進了工廠的青年也要求返回農村。

走後門的問題在1974年初的宣傳工作中佔著絕對重要的位子，尤其是從1月底到2月底。這不是沒有理由突然出現的。幹部子女走後門現象已經在知青及他們的父母中引起了極大的不滿情緒。1973年夏的工作會議上曾對此進行過討論，承認以前釋出的有關三個檔案並不十分見效。大家一致認為造成這種不正之風的責任是在已經死去的林彪身上，他1969年曾鼓吹“內部參軍”＇　顧洪章等，《始末》，頁127。＇，但是應該採取什麼措施，沒有達成共識。大部分比較偏向於採取強硬措施：強迫所有走後門進來的一律回農村，要求領導幹部起帶頭作用。但其他的則認為這個問題很敏感，很難明確“走後門”的含義，所以只應該著眼於將來從嚴。最後，報告提出三項要求：三個檔案的內容必須讓廣大群眾都知道，發動群眾監督執行；領導幹部要帶頭讓自己的子女返回農村；今後，凡是走後門的將受黨紀處分。這些決定傳達到各地，引起很大反響。許多“走後門”上了大學或進了工廠的青年擔心被清查出來，送回農村，寧願“自動消失”。很多地方還張貼了大字報，矛頭直指“走後門”的幹部＇　劉小萌，前引，頁533…535。＇。這樣的氣氛可以說明為什麼一些“出身高貴”的年輕人，像鍾志民，會感到惶恐不安。捨棄後門，甚至檢舉利用他們自童年起就享受慣的特權行為，這些都出自對自己家庭的一種反叛思想，以及對從小被灌輸的革命價值的認同，也是他們對普通老百姓感到內疚的結果。但是，這些行為的道德意義要大打折扣，因為是用脫離實際的激進宣傳口號來表達，特別因為是很明顯地受了一個政治派別要攻擊另一個派別的擺佈。致命弱點在於從來都沒有觸及並挖出促成醜事的根子：所謂的“群眾推薦”。群眾在不掌握實權的情況下，這個選拔知青的制度實際上就是“為特權階級和權力意志服務”＇　鄧賢，《中國知青夢》，頁168。作者肯定地說，“根據統計”1972…1976年間進大學的知青，70％是高幹子弟，進入知名大學的更超過90％。＇。止於揭發事實，而不尋根究因予以打擊，極左派們的目的昭然若揭：派系鬥爭才是佔首位的。

儘管兩派在1973年有過妥協，知青工作會議就是一例，但極左派依然試圖重獲優勢。在8月的十大上，他們成功地得以在中央最高層加強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他們覺得還遠遠沒有能滲入進國家機構中去，尤其是周恩來廣泛把持的政府及各行政部門。他們因此決定要反周以削弱他的勢力，繼而擴大自己在基層的影響力。運動因此就朝了另一個方向發展，1974年1月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實際上是向周恩來開戰，毛本人是暗中支援的。周恩來召開了第一次討論批林批孔運動的最高層會議，在這次會上極左派發起對“走後門”的總攻擊，要求也對“走後門”進行批判，並稱此“三批”為“三箭齊發”＇　劉小萌，前引，頁535…537，北京電臺，1976年11月16日，刊於FBIS，1976年11月22日，也見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的報告，刊於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頁26。＇。

批“走後門”對極左派來說的確是一匹絕好的戰馬。大批判2月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將國家機構大多數幹部陷入於尷尬受窘的處境。中央知青辦下達指令，要求各地方知青辦報告查出的走後門例案的數目以及將會採取的措施，這就預示著要更深入地發展運動。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到了3月這場批判嘎然終止。毛的忠心耿耿的臣僕發起了這場運動，而他自己在開初也明確支援過，但最後他親手把它草草了結了。他收到了上述的最高層會議的彙報，在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