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從不以封建指稱秦以後的兩千年曆史，其他學者如鄭振鐸、蔣伯潛、蔣祖怡、張蔭麟等也在相關論述中表明瞭相似看法。即便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也不曾有過“反封建”一說。中國遙遠而相對短暫的封建社會確立了泱泱中華延續至今的精神命脈，其文化之繁榮、人性之美盛達到的高度實是之後兩千多年的集權社會所不及。

讓人痛心的是黨爭之後，成王在遵循（其實是被教條化和修正了的）*主義根據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劃分歷史形態的名義下，以集權專制壓倒人文精神，以一黨之私“竟能輕改了一個民族的文化之譜系”。

又如太平天國。在歷史教科書中，太平天國被描述為偉大的農*動，然而再看看《書屋》2001年第1期牧惠先生《遊民文化與太平軍》一文，由其中對太平軍的描述將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與全國統一教材對太平軍的評價相比，牧惠先生文中所引述的各類史料對太平軍的記載讓人瞠目結舌、毛骨悚然。讀者會很自然的認為這不過是一幫暴民和流寇荒謬烏合的結果，不過是一個潛伏著疾病而又疏於防範的社會一次突然發作的癲癇，它的灰飛煙滅與其說是*的結果，不如說是自取滅亡。甚至毛澤東也認為：“這個階層是動搖的階層，……缺乏建設性，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在參加革命以後，就又成為革命隊伍中流寇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來源。”（《毛選》640—641頁）此文依據全面翔實的資料描繪出來的太平天國運動根本就和宣揚中的偉大壯烈的農民起義不沾邊。並且該文史料豐富、論據充分，與其說是簡單的論述，不如說是對大量歷史資料的提煉。由此體現出來的客觀公正是歷史教科書簡單而武斷的結論根本無法相比的。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對義和團的歷史評價上。

3．科學問題

對於個體性侷限意識在科學上的表現，讀者可以參見《以科學為名義的人的認知的侷限性》一文。

五．對精神障礙的誤認

作為個體性侷限意識的另一個典型例子便是精神病患與常人之間的不可調和。常人對精神病患投以鄙夷或者避之唯恐不及，是因為他們認為精神病患者不可理喻；然而就如正常人的行為方式有章可循一樣，精神病患的行為方式同樣有深刻全面的歷史淵源，因而同樣是可以理解的。兩種精神世界難以溝通的原因絕不是單純的主觀世界缺少什麼能動性（事實上它根本沒有能動性），而是精神世界賴以建立的全部基礎——從先天遺傳因子到後天生活環境——都完全沒有共同之處。

如果像從正常人的角度察看正常人的意識世界那樣從精神病患的角度察看精神病患的意識世界，則最嚴重的症狀都會像最正常的表現那樣可以被完全理解。精神病患之所以被無情的輕視和排斥，並不只是因為他們的精神世界是多麼的出現病態，而更多的是因為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而導致產生他們這些病態精神世界的生存基礎被無情的忽略了。正常人以自己相對正常的生活標準衡量周圍的人，這在其他為數眾多的正常人中產生共鳴，但是對精神病患而言這樣的標準卻顯得非常不協調。沒有多少人真正去關心精神病患的生存狀態以及導致精神病症的生存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常人與精神病患之間難以調和也就不足為奇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精神病患對正常社會的理解上。

因為兩種意識世界根本就依賴兩種幾乎完全不同的生存基礎建立，所以要求精神病患與正常人之間建立起有效的溝通難免不現實。事實上，精神世界的一切衝突都可以歸結為特定意識世界對應的生存基礎間的衝突，而精神病患與正常人之間的不可調和只是其中表現比較激烈的形式而已。

六．論成功、疾病與犯罪

1．論成功

成功是自然而然的，意識在其中的作用極小。

時常會有人說某某因為選擇什麼什麼機遇或者具有什麼什麼品質而成功，而同時又有另一些人因為什麼什麼而失敗，在把成功簡簡單單的看做是特定意識活動的經過之後，甚至成功學儼然成為一門學科並大行其道。

因果在這裡再次被混淆了。

悲觀的人不僅僅在潦倒時悲觀，在騰達時也會悲觀；樂觀者不但在順境中樂觀，身處逆境同樣樂觀。就像有人可以被稱為“樂觀的人”、“悲觀的人”一樣，可以把有些人稱為“成功的人”。這樣的人不僅僅在被人們發現了成功之後才是成功的人，他們一直都是走在通向成功的路上的人，亦即他們一直都是成功的。如果他們是大樹，那麼在還是幼苗時就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