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軍的總兵力為步兵約138個大隊。”

兵力是很緊張的。橫山幸雄回憶說：至於是在討論以哪一地區的中共勢力為主要物件的問題上，曾進行過多方研究，結果選定了冀中地區。冀中地區是河北省中部的糧倉地帶，在戰略上、經濟上居於重要地位，中共勢力已經在此根深蒂固，由於該地區已成為對缺乏農產品的太行山區中共根據地供應、培養戰鬥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認為只要扼殺該基地，就會收到很大成效。

從這段話看，當時日本人選定冀中作為這一年“掃蕩”

的首選目標，是出於這樣幾個原因：第一，經濟的，冀中是華北重要的產糧區，佔據冀中，可以奪取糧食及其他物資；第二，軍事的，佔據了冀中，可切斷太行山區八路軍根據地的糧食供給，從而削弱其軍事實力；第三，政治的，冀中是中共“根深蒂固”的根據地，如能一舉摧毀，自然有其政治上的意義。

1941年底1942年初，華北日軍佔領區的糧食狀況十分緊張，日方文獻宣稱：當時華北糧食需求情況，主食的自給率（生產對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斷如下：麵粉為53％，雜糧為98％，軍用大米為20％。

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呼叫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

1939年底，華北漢奸政權實業部總長王蔭泰就說：“政治的要訣在於民生，而民生的基本在於有吃，華北政治的先決問題是吃飯問題。”日華北派遣軍第四科高階參謀有末精三聽了這話，“感受很深”，說這話“一針見血”。日本人充分意識到，“沒有糧食，就不能確保治安和開發資源。”

“確立糧食對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礎，是完成各項政策的根本。”為此甚至提出一個口號，叫“糧食第一主義。”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糧食問題就顯得更為重要和不容忽視了。因為沒有糧食，已不僅僅是“不能確保治安和開發資源”的問題，還關係到所謂“大東亞聖戰”能否支援下去的問題。日本大本營要求，華北的糧食，不僅不能輸入，還應設法輸出。對此，戰後日方軍史研究人員，倒是理解得相當透徹，他們說：在此，筆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軍所認識的那樣，華北是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對此要求則比過去更為迫切……因此，華北治安戰的政治目的淡薄了。總而言之，作戰目的在於取得和運輸供應日本的物資，確保資源地區及交通線。肅正作戰和警備的任務也都歸結於此。

當年的冀中軍區政委，解放後當過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和商業部部長的程子華，也十分強調敵人“掃蕩”冀中的經濟背景。他說：這次日軍對冀中的“掃蕩”（指“五一”大“掃蕩”），是在新的困難條件下進行的。由於長期侵略戰爭的消耗，物資非常匱乏，南洋作戰暫時勝利，使日軍獲得攫取巨大資源的場所；可是，南洋缺乏熟練工人，加上英、美實施焦土抗戰，很難開發和利用南洋物資來挽救它目前經濟上的困境。相反，日軍在南洋作戰中消耗沉重，得不償失。所以，日軍目前的物資來源更加短缺，經濟困難愈益加深。正因如此，日軍在華北的經濟掠奪，就不得不變本加厲，不得不提出“確保華北”作為其支援“大東亞聖戰”的“後方兵站基地”的口號。

敵人要確保華北，須先確保冀中，因冀中平原沃野千里，物產富饒，是華北主要產棉區與產糧地。軍事上冀中是八路軍晉察冀邊區的平原堡壘，與北嶽山區唇齒相依。

故敵人把冀中平原與八路軍的關係比之如滇緬對於中國，烏克蘭對於蘇聯一樣。因此，這次日寇對冀中的“掃蕩”，既在於置我邊區軍民於死地，又為了從冀中獲得源源不斷的物資，以解決它由侵略戰爭所帶來的嚴重經濟困難，並使戰爭能夠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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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冀中開刀（9）

如果把華北日軍比作一群餓狼，那麼冀中就是一塊最讓他們垂涎欲滴的肥肉。

既然首選作戰地區已定了下來，那麼，再下一個問題就是：採取什麼辦法，使這一“非治安區”迅速轉化為“治安區”？日軍第110師團參謀長中村三郎少將，提出不搞“掃蕩”，而是多安據點。他說：像一陣風似的###，並不能捕獲敵人。不如從一開始就編成多數輕快機動的###隊，分別部署在作戰地區內各要點待命，利用各警備隊現有的偵察諜報和聯絡網，一旦接到敵情報告，立即出動，採取反覆合擊的“居座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