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尤其厲害。1939年12月，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政治部主任孫志遠專門打電報給八路軍總部，以焦慮的心情向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彙報說：“敵最近修路的目的同過去不同。”其修法：“一是以深溝高壘連線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間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兩旁溝深八尺到一丈，溝底寬六尺，溝面一丈六，把根據地劃成不能相互聯絡支援的孤立的小塊，部隊也不能轉移，便於敵逐次分割槽搜剿。第二種修法是汽車路的聯絡向外連築，安國縣已完成三層，敵汽車在路上不斷運動，阻擋我軍出入其圈內。”程子華、孫志遠十分急迫地說：“絕不能讓敵修成”，否則“將造成堅持游擊戰爭的極端困難局面。”

公路高出地面，便於敵人居高臨下發揮火力；公路圈圈相連，環環相套，便於敵人實施機動往返運動。本來，敵人高度分散兵力，大力發展據點，這裡駐幾百人，那裡放幾十人。往遼闊的大平原上一擺，成了一步死棋。而利用交通線把這些“點”都連成一氣，就成了氣候了。死棋也就變成了活棋。日本人是拼了命也想走活這步棋。

接到冀中的電報，朱德、彭德懷、左權等人心中焦慮，在山西武鄉縣王家峪村一個普通的農家院落，他們看情報、看地圖，經常研究到深夜。真是寢食不安啊！懸著白布門簾的作戰室內，掛著整整佔滿一面牆的華北地圖。圖上鐵路、公路交織連貫，如同一張巨形的網，正在向各根據地合攏。1940年2月朱德、彭德懷發電報給各部首長：“敵人的築路行動有戰略上和戰術上的重大含義，絲毫不能忽視，要提醒大家從總體上來認識和對付敵人的陰謀。”並指示各部要對敵人築路的起止地點、修築方法、沿路設施、守備兵力及組織情況等進行詳細偵察。

據各地軍事部門報告，敵人大肆擴充套件“點”、“線”、實施“囚籠”封鎖的作法，確是不同以往，下了很大功夫：先說“點”，在冀中平原日本人建炮樓為據點，當時日軍炮樓一般高三丈至三丈六，亦即10米左右。在冀中十分割槽，甚至有高達十丈，亦即30米左右的炮樓。10米，差不多有三層樓高；30米，則差不多有10層樓高。那時的農村還沒什麼汙染，天高氣爽，在這麼高的炮樓上一站，四周方圓十餘里的人員活動，一望無遺。炮樓的厚度“三尺至五尺，厚的，多外磚、內坯，但亦有混磚或磚灰砌成的。”不要說子彈、手榴彈，就是炸藥，少了也無濟於事，堅固異常。炮樓“周長為五丈六尺，大的有至八丈或十丈的。”就是說，炮樓裡一般有近20平方米，大的達60多平方米的面積。

每個據點，都有這樣的炮樓一個或兩個以上。外頭挖有兩條大溝，“一般深丈餘，寬兩丈餘，內溝距碉堡為40米，外溝距內溝約10米，一般無道口，用吊橋行走，內溝內沿上多修築胸牆，溝內有鹿砦，外溝外沿多有鐵絲網。”

炮樓之間以及距炮樓十餘丈遠的平房（生活用房），地下多有地道。“有的甚至與附近一、二里之墳地、森林挖有地道，以備我攻襲時，從地道下繞至我後路包圍我或逃跑。”

一個據點，一般佔地11畝。但大的，如博野縣杜莊據點，竟佔地72畝。要知道，一畝地是666�67平方米，11畝差不多7千多平方米，相當於一個大型商場。72畝，則有近5萬平方米，地盤相當大了。再說“線”，日本人拼命修鐵路、公路，浚通河流。並沿路挖溝，“鐵路旁挖一至四條大溝，公路旁挖一至二條大溝，一般溝寬八尺至四丈，深八尺至三丈。”就是說，寬近3米，有的寬達十幾米，深近3米，有的深達近10米。

溝裡有的引來水灌上，有的則是挖出水來。這樣的溝，邊上沒有炮樓，沒人守著，年青小夥子也難翻過去。除了鐵路、公路沿線挖溝外，有些地方平地也挖溝，以阻礙我方人員活動。

鬼子巡邏兵日華北派遣軍參謀島貫武治大佐很滿意這種“點”、“線”

封鎖的辦法，他說：在準治安地區和未治安地區的交界處，修築適當的隔離壕溝或小堡壘（崗樓、據點之類）或兩者並用，是阻止###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廣泛採用了這種方法。這種方法對於維護鐵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漢路兩側各10公里的地帶就修築了長達500公里的隔離壕溝，以與###根據地相隔絕，切斷了冀中、冀南的豐富物資向其根據地運送的通路，起到經濟封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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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囉……”（4）

1940年4月25日，八路軍總部給各部發電報，說：“日寇現正在拼命修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