爾古納河只有十幾公里。以她的性格，在農村自然表現得不錯，勞動肯吃苦，也沒有其他知青那種偷雞摸狗等等的劣行，所以被社員們認為是個“那娃”，兩年後當上了生產隊的倉庫保管員。保管員當了一年多，發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產隊開始春播。隊裡的土地分佈在四面八方，各個生產小組分包一個片，完成任務算工分。這樣，有的小組為了多掙工分，常常早出晚收工。生產隊為讓各小組隨時能領到種子、化肥，便安排胡國瑛住在倉庫裡。胡國瑛沒日沒夜忙碌了幾天，弄得疲憊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沒人來領種子，她想弄點夜宵吃。倉庫裡有一個電爐，那是經生產隊長特許的，讓胡國瑛晚上取暖和燒夜宵。平時胡國瑛使用時特別留心，惟恐發生火災。這天晚上也實在過於勞累了，燒著夜宵不知不覺就坐在一旁睡了過去。她睡得很熟，還做起了夢。忽然聽得“劈劈啪啪”的聲響，只覺得渾身燥熱，睜眼一看，只見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國瑛驚叫一聲，一躍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衝起火處撲打，怎奈那火已燃燒成勢，以一把笤帚對付真好比燈蛾撲火，哪裡撲得滅，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國瑛無奈之下，只得奪門而逃。等她在地下打了幾個滾把身上的火弄熄時，那火已經穿頂了。

這倉庫離村子有一公里左右，若是等她奔回村子喚來社員救火時，火神爺肯定已把整個倉庫都沒收了。胡國瑛考慮到這一點，便沒有去做此徒勞無益之事，任憑倉庫燒掉。那裡面，有著口糧、飼料。

種子三萬多斤，化肥、農藥、農具摺合人民幣數千元，還有一座建築物也值數幹元，加在一起所損失的，對於一個知識青年來說，乃是一個天文數字。胡國瑛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尋思此番的後果不只是“吃不了，兜著走”，而是兜也兜不了，只怕坐牢還算寬大的哩！一時間，她只覺得頭腦裡像打翻了一盆漿糊！迷糊昏沉，定定神，決定先離開現場再說。

黑夜中，胡國瑛不辨方向，亂走亂竄。不知走了多久，竟來到了額爾古納河邊。那天晚上，正好有幾個蘇聯軍人奉命潛來中國境內摸哨。中國邊防軍當然不是吃素的，那幾個“老毛子”慮及自身安全，不敢下手，萬般無奈，正準備無功而返，卻撞見了急急如喪家之大、惶惶似漏網之魚的胡國瑛，於是抓了再說。

就這樣，胡國瑛到了蘇聯。自然，她不可能“堅貞不屈”像劉胡蘭那樣，而是哭哭啼啼地向蘇聯人交代了一切。以她這麼一個知識青年所知曉的中國方面的情況，當然引不起蘇聯方面的興趣、蘇聯人掌握的情況比她知曉的要多得多。但是，蘇聯邊防軍並沒有殺死她或者遣返中國，而是移交克格勃在當地的分支機構，關進了看守所。當時，克格勃已經辦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自然要物色合適的學員人眩，胡國瑛的被關，正是出於這種考慮。

胡國瑛在看守所關了三個月，吃了不少苦頭，這才被轉往另一處條件稍好的關押點，一邊勞動，一邊接受審查。1972年11月，胡國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開始接受特工活動訓練。

傅索安去而復歸時，她剛畢業。

傅索安也談了自己叛逃來蘇的情況，由於是初次交談，她只簡單談了一些現象，未加以評論。但是，由於兩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識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種近似於天生的親奇#書*網收集整理和性。當晚分手時，她們議定，今後私下將以“姐妹”相稱，胡國瑛喚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稱胡國瑛“胡妹”。

此後，這對身處異國的異姓姐妹幾乎天天相聚，胡國瑛很快就學會了喝烈性酒，兩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斷增強，漸漸到了無話不說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後就感到肝區隱痛，她早飯也沒吃，就去了圖書館。那時，原先兩個香港、澳門姑娘已經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國瑛一人跟著傅索安。學校當局已經認定傅索安在劫難逃，加上圖書館也算不上一個重要崗位。所以也不去管她。任憑她和胡國瑛在裡面喝酒、唱歌，胡作非為。

傅索安到那裡時，胡國瑛已經到了，正在打掃。胡國瑛見傅家安臉色不好，便關心地詢問：“傅姐，您怎麼啦？昨晚沒睡好嗎？”

傅索安說：“覺得肝區有些隱痛。”

胡國瑛聽傅索安說過因患肝炎而住過醫院，當下便有些驚慌，說：“要緊嗎？我陪您去醫院吧？讓大夫給檢查一下。”

傅索安搖頭：“不礙事。你別打掃了，去弄瓶‘二鍋頭’來，咱倆今天什麼事都不做，就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