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走到她的面前，和她握手。傅索安站起來，問道：“你們是哪個部門的？”

中年人說：“我們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管理局的軍官。

請看，這是我們的證件。”

傅索安看了證件，那兩人提議去另一個地方去進行談話。於是，傅索安跟他們去了二樓的一間小會議室。那裡有坐上去顯得很舒適的沙發，燈光也顯得明亮而柔和。一個年輕漂亮的女警察給他們送來一壺剛煮沸的咖啡，每人倒了一杯，然後悄無聲息地退了出去。

中年人客氣地說：“同志，請喝咖啡。”

傅索安喝了一口咖啡，開腔問話，聲音裡透著出自內心的忿懣：“我正奉命去莫斯科報到，你們為什麼中途把我攔下？還來這一套逮捕刑事罪犯的方式？”

對方向她解釋，他們已經知道她前往莫斯科報到，因有緊急任務委派，不得已採取中途攔截的方式。至於由警察出面，主要是為了便於保密。這種方式可能不妥，現在他們代表區域性向她表示歉意。

其實，這是克格勃對傅索安的又一次考察，看她在自由的情況下，會不會產生叛逃之心。克格勃招募外國人當特務，純為利用，他們可以給外國人特務蘇聯國籍，也可以發盧布、美金，但絕對不給軍銜，也不要求像蘇聯特工那樣搞“軍人宣誓”，所以也不會讓外國人特務像本國特務學校畢業生那樣去莫斯科總部報到。所謂讓傅索安單獨去莫斯科報到，其實不過是為了考察她是否會叛逃。

從傅索安離開奧克特亞巴爾溫泉療養院開始，她就被克格勃預先安排的多名特工輪流秘密監視著，連和她同席廂的那個波蘭女人，也是監視者之一，只不過傅索安沒有發現而已。至幹安排刑事警察攔火車逮捕一節，那是考察傅索安在突然發生的變故下的心理應變能力，等於是一次畢業考核。

當下，傅索安面對此情，也不敢再表示什麼，只是微微頷首而已。對方又對她說，她已經算是報到了，現在局本部派她去香港執行一項特殊任務……取一份重要情報。

從6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針對中國，在東南亞建立了一個意在包圍中國的間諜網。這個間諜網的諜報中心設在日本的東京和泰國的曼谷，另外，在緬甸的仰光以及新加坡也都有相當活躍的間諜組織。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克格勃準備把他們的諜報活動的重心轉移到香港。因為香港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社會環境，都適宜供克格勃作為刺探中國政治形勢的橋頭堡，並且是一個十分理想的情報中轉站，從東南亞各國、中國、韓國等地弄來的情報，不能一下子傳往蘇聯的，都適宜在香港中轉。但是，由於香港同蘇聯沒有外交關係，克格勃無法讓其特工披著外交官外衣進行活動，而香港政府的態度也相當堅決，嚴格限制蘇聯人在香港利用合法方式進行特務活動。這樣，克格勃就只能派遣諜報人員去香港進行短期的秘密活動。這次，克格勃對外諜報局決定派初出茅廬的傅索安去香港從一個負責情報中轉的特工手裡接取一件情報，然後設法運送到停泊在香港的一艘蘇聯貨輪上。

那個中年軍官向傅索安交代：“根據紀律，你不能詢問這是怎樣的一件情報，事實上，連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件什麼情報。總之，當有人和你對上暗號後，對方給你什麼，你就接受什麼，然後把所接受的東西原封不動送上蘇聯‘紅色少女號’貨輪就是了。該貨輪停泊在香港的哪個碼頭，在你抵達香港後，會有人往你下榻的飯店打電話的。”

傅索安點點頭：“明白了。我可以知道我將以什麼身份和名義去香港嗎？”

“當然。”中年軍官點點頭，然後交代道：“你將以合法身份和完全正當的名義赴香港。你是持有本國護照的蘇聯公民，是最近赴日本東京讀書的留學生。這次，是從東京赴香港旅遊。‘紅色少女號’貨輪上的船長，是你的舅舅，你是把一件禮物送給你的舅舅的。

明白了嗎？”

“是的。”

兩個軍官站起來：“好吧，就這樣吧，其他未盡細節，我們會另外予以交代。現在，讓我們馬上去機場吧。”

傅索安看看手錶，是清晨4點50分。她隨對方出門，在院子裡坐上一輛黑色轎車。車內的窗簾是拉上的，傅索安也沒動往外看的腦筋，一坐下就歪在位置上打起盹來。當她被喚醒時，發現轎車已經停在郊外的一個軍用機場上。她一下汽車，就被等候在那裡的一個穿克格勃制服的蘇聯女軍官請上一架小型運輸機。機艙內，還坐著幾個穿便衣的蘇聯漢子，估計也是克格勃的特工。只是不知是順道搭乘呢還是負有監控傅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