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時節，江南已是鳥語花香，但是這塞外苦寒之地卻依然看不到多少春天的氣息，雖然冰雪確實已消融了，但是這身上的棉襖卻也是早晚必備的裝備，也只有正午的時候才敢脫去。

一列火車鳴著汽笛駛進了哈爾濱火車站，然後在站臺上緩緩停了車，車廂裡的乘客們迫不及待的拖著行李，向車門那邊走去。

在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吳祿貞也帶著幾名隨從扛著大包小包，跟著前頭的乘客向車廂門口靠了過去，與乘客們一樣，此時的吳祿貞已看不出軍人的氣質，一身筆挺的洋裝，頭戴黑色小禮帽，手裡提著只公文包，鼻樑上還架著一副金絲框的眼鏡，一看就是出過洋留過學的新式文人，至於他的那幾名隨員，基本上也都是這個打扮。

作為中樞政府正式任命的“東三省邊務總辦”，吳祿貞五天前就從關內趕到了瀋陽，昨天從瀋陽上車，沿著這條東清鐵路南滿支線趕往哈爾濱，本來昨天就應該抵達目的地的，但是由於日本“南滿鐵路守備隊”的一次越界軍事演習，導致火車晚點，結果直到今天中午才趕到哈爾濱。

當然，此次趕來哈爾濱，吳祿貞並不是以“東三省邊務總辦”的身份過來的，他是以“中華防疫委員會”特別調查員的身份趕到哈爾濱的，“特別調查員”，這是一個掩護，畢竟，現在的哈爾濱是沙皇俄國的勢力範圍，在目前這種國際局勢之下，吳總辦確實不宜在哈爾濱公開露面，現在中樞的外交戰略是“聯俄拒日”，沙皇俄國雖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可是現在還是值得“團結”的，日本才是最危險的鄰居。

所謂“中華防疫委員會”，表面看是一個純粹的民間團體，但是由於這個委員會的許多委員由民國政府官員充任，而且也得到了民國財政部的撥款支援，所以，這個民間團體帶有很強烈的官方色彩。

“中華防疫委員會”正式成立於1911年年底，之所以會出現這個組織，除了民國總統對衛生防疫工作的重視之外，其成立的直接原因則是因為那場爆發於一年半之前的瘟疫。

1910年末至1911年初，在中國的東三省地區爆發了一場瘟疫，引起瘟疫的罪魁禍首是鼠疫桿菌，準確的講，是肺鼠疫。疫情最先發現於東三省北部俄國控制區，俄國迅速採取措施將病人隔離，並將大批中國勞工驅趕到東三省南部地區，也正因此，疫情迅速向整個東三省地區蔓延，引起了相當大的恐慌。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趙北以他那一貫的雷厲風行迅速制訂出了應對措施，在總統的親自策劃下，一個防疫委員會迅速成立，並任命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歸國華僑伍連德先生為該防疫委員會委員長，由伍連德先生親自點將，將國內最為優秀的防疫專家與醫學專家集中起來，冒著巨大風險親往疫區控制疫情。

當時的國際醫學界主流觀點是鼠疫只透過跳蚤傳播，可是伍連德先生在經過仔細分析病菌樣本以及救治病人之後，卻發現傳播病菌的不是跳蚤，而是病人撥出的帶菌空氣，這是“肺鼠疫”，但是伍連德先生的發現並沒有得到國際醫學界的重視，只有總統先生給了他絕對的信任與支援，正是在總統先生的全力支援之下，伍連德先生才得以採取果斷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並最終在兩個月之內完全控制住了疫情，次年開春之後，這場瘟疫就基本結束了。

也正是由於在此次防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現，伍連德先生和他的防疫團隊受到了國人乃至世界醫學界的重視與推崇，因此，這場瘟疫過去之後，防疫委員會沒有解散，而是繼續在東三省開展工作，直到去年底正式改組為“中華防疫委員會”，與內政部轄下的衛生防疫司一起主持全國衛生防疫工作。

雖然東三省地區的疫情結束已經差不多一年了，但是考慮到當地資訊的閉塞，以及東蒙草原疫區地廣人稀的特點，無論是民國的中樞政府還是俄國、日本殖民當局，都對防疫委員會派人到各地巡查的舉動非常歡迎，畢竟，在病菌眼裡，人類都是一樣的，不分種族，不分國家，衛生防疫絕不僅僅只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這種現狀方便了吳祿貞的行動，而且他的行動也取得了防疫委員會的支援，他的那個“特別調查員”的身份證明就是伍連德委員長親自簽發的，含金量十足，為了不露馬腳，吳祿貞甚至專門弄來幾本醫學書籍，給自己充了充電，而且，他的一名隨員的皮箱裡還裝著一架顯微鏡。

當然，這些都只是作為身份的掩護而已，吳祿貞畢竟是一名軍人，他的職業是研究如何打仗殺人，這救死扶傷的工作卻與他的本職工作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