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在其他列車裡的人，甚至為家屬表示樂觀。不錯，這列車分明不是開往德累斯頓的。但是，不管它向哪裡開，反正這批被遣送的人當中的“知名人士”總是“知名人士”。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到達目的地，他們就要設法去照料自己的親人。

埃倫。傑斯特羅憑常識也可以想到：讓他們乘臥車，這可能是德國人更殘酷的愚笨行為，是官僚機構的一時疏忽，或者是一個精心策劃的辦法，為的是不要讓某些人乘牲口車，以免他們在周圍人群當中點燃起反抗的火花。然而，你要堅持不被別人在絕望中懷抱的熱情所激動是困難的。他自己也渴望能夠活下去。這十七個高階知識分子爭辯起來時，那些話都是娓娓動聽的，這些人是：三位長老、兩位拉比、一位交響樂隊指揮、一位畫家、一位鋼琴演奏家、一位報紙發行人、三位醫生、兩位作戰中負過傷的軍官、兩位半猶太血統的實業家，還有那位遣送組主任，那是一位滿面愁容、個子矮小的柏林律師，只有他從來不跟別人談話，甚至不朝他們看上一眼。誰也不知道，他有什麼事開罪了他的上司。

除了在他們包房外邊站崗的那個衛兵，其他的德國人都不去理會這些猶太人。乘黨衛軍的車，不管算是享受多麼大的特權，它只使人感到緊張。猶太人通常都是象染了瘟病的言生，被從那些權勢人物中隔離開來。他們只可以聞到送上車來供黨衛軍大嚼的伙食的香味。一到晚上，車上就有人醉醺醺地高唱輕鬆的歌曲，大聲爭論不休，有時候聽來只覺得可怕。這種條頓人中習見的喧鬧近在颶尺，使這些“知名人士”膽戰心驚，因為隨便什麼時候，只要黨衛軍想到要解悶，他們就會跟這些猶太人開一次玩笑。

第二天晚上，已經很遲了，幾個黨衛軍軍官還在噴著酒氣大唱其《霍斯特。韋塞爾之歌｝），這時候傑斯特羅就想起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慕尼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當時的感想重新湧上他的心頭。那時他雖然覺得納粹黨人可笑，但他們這首歌裡確實含有一些德國人隱藏在心底的愁悶；即便是現在可能即將死在他們手中了，他仍舊可以在這嘈雜的合唱中聽出那種樸素但富有浪漫情趣的“對故鄉的懷念”①。突然，包房的門推開了。警衛喊道：“那個臭猶太佬傑斯特羅！到四號包房去！”傑斯特羅被嚇得戰戰兢兢。其他的猶太人都沉下了臉，讓開了路。他走出去，警衛踏著沉重的步子跟在他後面。

四號包房裡，一個花白頭髮、雙下巴的黨衛軍軍官在和其他幾個軍官喝酒，吩咐他站在一邊侍候。這位黨衛軍軍官正在高談闊論，把七年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比，指出希特勒與菲特烈大帝之間有一些可喜的類似之處。他再三強調，這兩場戰爭都說明，一位偉大統帥所領導的紀律嚴明的小國，可以抗敵幾個庸碌無能之輩所領導的巨大但是不穩定的聯盟。菲特烈象元首一樣，也巧妙地施展了出奇制勝的外交攻勢；他總是首先進攻，屢次以剛強的意志扭轉了看來是必敗的戰局，而到最後，俄國伊麗莎白的猝死，就給了沸特烈需要的時機，終於簽訂了一項有利於他的和約。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都高年多病，有不健康的習慣。他們當中，無論哪一個死了，聯盟就會同樣在一夜之間瓦解，花白頭髮的軍官這樣說。其他幾個軍官都很受感動地交換眼光，很懂事地點著頭。

他突然對傑斯特羅說：“我聽說，你是一個很有名氣的美國曆史學家。你對這些事總很熟悉吧。”

十八世紀的歷史並不是傑斯特羅的專長，他讀過卡萊爾論菲特烈的著作。“啊，對！卡萊爾！”花白頭髮的軍官興奮地說，鼓勵他再談下去。　埃倫說，這兩次戰爭的確具有非常相似之處；希特勒活脫就是一個菲特烈大帝的化身；俄國伊麗莎白之死，顯然是一次出自天意的轉變，而這種轉變在這次戰爭中也會隨時發生。他被打發出來後，在走回到房間去的路上只覺得自己可恥。但是警衛給他送來了一份麵包和香腸，他把它們分給其他人吃了，這才感到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那個花白頭髮的軍官又把他召喚去，這一次只有他們兩個人個別談話。看來軍官地位很高，所以對一切都滿不在乎；他吩咐傑斯特羅坐下，但對一個猶太人來說，在黨衛軍面前這樣坐下乃是一件聞所未聞的事。軍官說，他從前教過歷史，但是一個狡猾的猶太人搶走了他候補的教書職位，斷送了他的前程。他吸著強烈的雪茄，跟埃倫談了三個小時，迂氣十足地討論此後三、四個世紀裡德國統治下歐洲的政治結構，認為最後將形成一個德國的獨霸世界，還引證了早先普魯塔克等作家的話，並拿希特勒去比擬許多偉大人物，包括利庫爾古斯、索壟穆罕默德、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