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條約》那樣苛刻，這絕不是日本侵略比過去寬大仁慈，而是因為，一方面當時形勢不利於日本，且中國在朝鮮勢力增大，未便過事苛求；另—方面軍，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甲申政變”的情形，使井上馨不得不故示“寬大”，速求訂約，以洗脫竹添挑撥政變的責任。

《漢城條約》是日本侵略者在不利形勢下運用狡詐外交的勝利。像《濟物浦條約》一樣，它再一次強迫朝鮮“賠償”，“懲兇”，企圖威嚇朝鮮人民屈從於侵略者。《漢城條約》更深遠的意義，是透過這個所謂善後條約，實際上是否認了日使竹添策劃政變的罪名，在政治方面作用很大，同時也替後來中日談判事變責任準備了有利於日本的條件。

明成皇后12（7）

《漢城條約》解決了“甲申政變”引起的日朝間的善後問題。但是，中日間仍有苦幹問題懸而末決，主要的是撤兵問題和兩國軍隊衝突的善後問題。日本改府內部對解決中日問題議論紛紛，據駐日公使徐承祖的報告，是“文多主和，武多主戰”。日本政府舉行會議，決定採取“和平”談判方式，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西鄉從道為副使來中國談判善後撤兵問題。伊藤博文行前向徐承祖表示，他是一貫主張中日“和好的”，請中國政府不用懷疑，“俾中日如同一家，使西人不敢正視”。這些甜言蜜語，是日本外交家慣用的狡詐手段，旨在

麻痺清政府的注意力。他們在中日親善和好的外衣掩蓋下，實現侵略陰謀。

伊藤一行於1885年3月間抵中國，其時，中法戰爭尚未結束，一時謠言紛紜，都相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