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戰爭計劃相比，戰爭準備計劃更加註重“非軍事因素”對戰爭的影響，所謂的“非軍事因素”，專門指那些能夠影響戰爭程序，甚至能夠決定戰爭結果的社會因素，比如經濟狀況、工業實力、民心民意、文化因素等等。雖然袁晨皓在擔任戰區司令期間，有足夠多的機會接觸到“非軍事因素”，甚至在某些時候需要頂替政府官員處理涉外事件，但是作為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袁晨皓沒有權力插手行政事務。更重要的是，在國內工作，袁晨皓必須注意影響，不像在戰區司令部那樣隨心所欲。如此一來，在制訂戰爭準備計劃的時候，袁晨皓就會受到很多制約。

可以說，這就是袁晨皓為什麼要求獲得“絕對權”的根本原因。

裴承毅離開後，袁晨皓就召集作戰處的主要參謀，開了一個簡短會議，介紹了相關情況，並且讓參謀做好長期加班的思想準備。

實際上，袁晨皓在當天晚上就開始加班。

因為沒有掌握其他方面的情況，所以袁晨皓只能從軍事問題著手。實際上，不管是不是為戰爭做準備的計劃，只要與戰爭相關，就得首先考慮軍事問題。

對共和國來說，2041年的中東戰爭絕對算得上是自2015年以來打得最慘的一場戰爭。

用某些共和國新聞媒體的話來說，這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之後，共和國第一次沒有能夠取得完全勝利的戰爭，也是共和國在21世紀中打得最糟糕的一場戰爭。雖然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都接受了這個結果，並不認為戰果不利與共和國軍隊有直接關係，而是相信了共和國官方新聞媒體的宣傳，認為與戰場情況、以及國際局勢有很大關係，但是對共和國軍隊來說，一場不算圓滿的戰爭足以讓所有人反思，也足以讓共和國的領導人對國防建設進行深入思考。

事實也確實如此。

雖然在很多人看來，顧衛民是一個非常單純的領導人，而且是一個不那麼重視國防建設的領導人，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在整個執政期間，顧衛民並沒大幅度削減國防開支，特別是在其第二屆任期內，國防開支的年均增長率超過了7％，基本上恢復到了王元慶執政時期的水平，並且超過了共和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由此可見，中東戰爭對共和國高層產生了多大的衝擊。

當然，中東戰爭的直接影響就是改變了共和國國防建設的發展方向。

眾所周知，中東戰爭前，受第三次軍事改革影響，共和國一直奉行戰略收縮政策，國防力量整體萎縮，只有天軍得到了長足發展。中東戰爭前，共和國軍隊的兵力跌到了120萬左右，為建國以來最低。雖然沒人將中東戰爭的結果與第三次軍事改革聯絡起來，因為沒有第三次軍事改革的話，以共和國軍隊的戰略投送能力，別說派遣足足8個戰鬥單位前往數千千米外的戰場執行作戰任務，能否搶在美軍之前完成戰前部署都是個問題，也就不可能在中東地區挑戰美國的軍事霸權。但是中東戰爭之後，很多人都根據戰爭結果，認為第三次軍事改革搞過了頭，對共和國的軍事力量產生了負面影響。不可否認，這種認識帶有偏見，並沒認識到第三次軍事改革的重大意義。要知道，中東戰爭是在共和國整體實力有所下滑，大量國力用在了印度戰後重建與國內建設上的時候爆發的，如果不是第三次軍事改革，鍛造了一支精悍的軍事力量，共和國根本不可能在庫爾德斯坦地區扶持一個親華政權，更不可能透過一場大規模戰爭來改變中東的區的戰略格局。重要的是，同樣不能否認，第三次軍事改革遠不如想像的那麼大，或者說，受政府換屆影響，第三次軍事改革並沒有達到預先制訂的全部目的。

最大的問題還不在這裡，而是顧衛民沒有搞軍事改革的魄力。

歸根結底，中東戰爭與顧衛民的關係並不大，而且不是策劃者，所以顧衛民從這場戰爭中獲得的好處非常有限。按照某些西方國家“中國問題專家”的說法，2042年換屆選舉的時候，葉致勝敢於發起挑戰就是因為顧衛民沒有得到軍隊的絕對支援。由此可見，顧衛民與軍隊的關係並不緊密，既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大搞軍事改革。

可以說，顧衛民的這種政治傾向對共和國國防建設的影響更加重大。

萬幸的是，中東戰爭後不久，裴承毅出任國防部長，加上林嘯雷也希望透過推動國防建設來推進海軍建設，所以從2042年開始，共和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在國防部長與總參謀長的聯合推動下，終於走上了正軌。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共和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