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區）、山北藏族自治區（原西藏阿里地區與日喀則地區）、山南直轄市（西藏山南地區、林芝的米林與墨脫縣、以及收復的藏南地區）、西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巴彥庫爾市與鄂爾多斯市部分地區）、呼倫貝爾直轄市（呼倫貝爾市與興安盟）、甘北省（酒泉市、張掖市、金昌市與武威市）、川西自治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與甘孜藏族自治州）、東川直轄市（達州市、巴中市、南充市與廣安市）、北部省（大興安嶺地區、黑河市、齊齊哈爾市、與伊春市）、西南自治區（迪慶藏族自治州、麗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臨滄市、怒江傈傈族自治區與攀枝花市、涼山彝族自治州區）、遼東直轄市（大連市、營口市、鞍山市與丹東市）、山黃直轄市（威海市、煙臺市與青島市）、蘇北直轄市（徐州市、連雲港市、宿遷市、淮安市與鹽城市），福南直轄市（龍巖市、漳州市、廈門市與泉州市），行政區劃變更的有吉林省、湖北省、湖南省、寧夏回族自治區、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東省、江西省、浙江省與河北省。

此次改革，不但使省級行政區劃變得更小，還對全國經濟佈局做了全面調整。

將新疆、內蒙古、西藏等地多人少的自治區分化劃成多個省級行政區，新增幾個面向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孟加拉國、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朝鮮等鄰國的直轄市，非常有助於增進邊境貿易，加強共和國與周邊地區的經貿往來。將沿海發達地區的副省級城市設為直轄市、比如遼東直轄市、山黃直轄市、蘇北直轄市、福南直轄市，能夠更加有效的發揮如同大連、青島、廈門等特大城市與發達城市的經濟輻射能力，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在較落後或者較偏遠地區設立新的省級行政區，比如東川直轄市、蘇北直轄市，能夠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扶持力度，加快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

除了經濟上的原因，調整省級行政區劃的主要原因還是政治改革。

隨著省級行政區劃數量增加，權力必然分散，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權力，使地方政府難以抵制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

2032年初，換屆選舉之後，王元慶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除了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縣級基層代表普選之外，還在遼東、河北、山東、山黃、蘇北、江蘇、上海、淅江、福建、福南、廣東、廣西、東川與重慶等14個省級行政區進行“縣級基層政府直選”試點工作，即由縣級代表大會選舉代替上級任命，直接產生縣級政府。

改革走到這一步，已經勢不可擋。

可以說，直到這個時候，政治改革才觸動了地方官員的核心利益。

縣級代表由公民直接選舉，再由公民選舉的代表選擇政府官員。如此一來，縣級政府的負責物件不再是上一級政府，而是投其選票的代表與選擇代表的公民。改變了政府的責任物件之後，政府官員的任命不再完全由上級政府決定，而是由公民決定。雖然改革進行得並不徹底，比如縣級政府官員要想獲得升遷，仍然需要上級政府官員的提拔，但是縣級政府官員要想獲得支援，必須為選擇他們的公民負責。

按照外界的預測，王元慶將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在他第二屆任期結束之前，肯定會在全國推廣“縣級基層政府直選”，並且在省市一級政府推行“代表直選”。如果按照這個速度前進，政治改革不可能在王元慶任期內完成，至少中央一級的改革行動要由下一任國家元首完成。

王元慶的舉措再次超出了外界的預測。

2033年初，全體代表大會透過了元首提交的《代表薪酬管理法》，正式明確了代表作為國家機構工作人員的身份，開始推廣“全職代表”。

這項改革引起很大的爭議，只是真正反對的人並不多。

隨著國家法制程序加快，作為立法機構的全體代表大會的工作負擔越來越重，代表的議程安排也越來越繁雜，如果仍然採用以往的方式，代表臨時參加立法與審議工作，肯定無法保證工作效率，也就無法更有效的推進法制建設。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代表脫產，成為專職的立法與審議人員，替選舉他們的公民履行憲法賦予的權利。

討論得最多的問題，還是代表隊伍過於龐大。

從基層到中央，代表總數超過30萬。按照同級別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計算，每年的薪酬總額在450億到500億之間，暫且不論這開支是否會增加稅收負擔，有必要讓如此多的代表脫產嗎？

王元慶早就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所有實現在中央與省級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