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我的上空烏雲正在聚攏，一陣暴雨就要傾注下來。九姑雖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動地要求參加我們的學習會。我笑著誇她“學習積極”。她說她來“取經”，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樣的學習，我才看出來她也有點緊張。這年清明前後我和蕭珊並沒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經和幾個同事匆匆趕去北京開會。形勢越來越緊，連蕭珊也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到銅廠去了。

九姑從北京回來，仍然經過上海，我記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幾天，我還聽見她誇獎蕭珊參加工作隊有了很大的進步。

她不曾談起在北京開會的情況。但是連郭老也公開表示他的著作應當全部燒燬，他本人願意到生活裡去滾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寫詩的朋友也誠懇地勸我表態，我接著就在學習會上承認我寫的全是毒草。這樣完全否定了自己，我並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輕鬆，心想總可以混過一些時候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彷彿把人的腦子磨練得非常敏感，其實它反倒給磨得十分遲鈍。那幾個月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感情就是這樣。我好像十分害怕，又彷彿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車，朝著緩緩移動的車箱內的長姐似的和善面顏不住地搖手，我沒有想到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沒有雨具，怎麼擋得住可能落下的傾盆大雨。“我們”不單是指我，不單是指九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

大約過了兩個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參加前面提到過的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我從北京到武漢再轉到杭州，分三路參觀的亞非作家們將在杭州會合。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當地的作家進行聯絡。我以為九姑會出來接待遠方的客人，可是在這裡連一個文聯或者作協分會的熟人也看不到。說是都有問題，都不能出來。我不敢往下問，害怕會聽到更可怕的訊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長就可以體現我們燦爛的文化了。離開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賓詩人問我為什麼在這山清水秀、風景如畫的地方看不到詩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來。回到上海，送走了外賓，我自己也受到圍攻，不能出來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有似夢非夢的感覺，當時也是如此，我總以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來了，抄家，強迫勞動，一夜之間成為賤民……等等。我的女兒在家裡待不下去，她和同學們一起出去串連，經過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還借給她零用錢。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雖然靠邊，卻未受到隔離審查，還留我女兒在白樂橋家中住了一晚。據說黃山賓館的服務員揭發她在黃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憤慨。一九六一年我們在黃山過暑假，後來蕭珊帶著孩子來了，住在半山的紫雲樓，黃山賓館就在紫雲樓下面，我們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裡並不豪華，九姑也沒有受過特殊的待遇。清早我們都喝豆漿，誰也不曾見過牛奶。但是對運動中的所謂揭發，我們都有一些體會，上面要什麼，下面就有什麼。年輕時候看舊小說，我總是不懂“莫須有”三字怎麼可能構成天大的罪名，現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來了一個封建文物大展覽，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約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協分會舊址批鬥前宣傳部長石西民，我也給揪去陪鬥。在會上杭州來的造反派發言要石西民交代將方令孺拉進黨內的“罪行”。石西民沒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擔心，可是以後我也不曾得到什麼不祥的訊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是屋子減少了，只剩了一間。她已經七十八歲，她的女婿死了，女兒身體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時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撲克。她給我來過信，可是我的問題並未徹底解決，不便經常給她去信。再過一年半，我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我的命運還是給捏在“四人幫”的爪牙的手裡，我的女兒也去了杭州。她也去過白樂橋。她和她的愛人給八十歲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帶去一點溫暖和安慰，但是他們除了工作和學習，還有自己的活動，還要參加搞不完的批這批那的運動，哪裡能經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兒女婿回上海過國慶，我問起九姑的情況，我女兒說她患肺炎住在醫院裡，他們去看過她，她已經認不出他們。節後他們回到杭州就給我寄來方令孺同志追悼會報道的剪報，原來我們談論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人間。

九姑活過了八十，不算短壽。在靠邊期間她還下過水田勞動，經受了考驗，也終於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沒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華，她不能死而無憾。更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