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廣慈醫院採訪，搶救鋼鐵工人邱財康同志的事蹟，這一場挽救燒傷工人的生命的戰鬥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援。邱財康同志活下來了。一個夏天的夜晚，我在醫院裡一個露臺上旁聽全市外科名醫的會診，專家們為邱財康同志的治療方案提供意見，認真地進行討論。我從醫院回家，已經相當遲了，一路上我想著一九四四年慘死的燒傷工人，他的燒傷面積比邱財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在過去那樣的社會里哪有他的活路。我多麼希望他能活到現在。

還有那個小公務員和他的後頸生瘡爛得見骨的老父。這一家人從南京逃難出來，到貴陽已經精疲力盡了。兒子當個小公務員，養活一家六口人很不容易，父親病了將近一個月，借了債才把他送進醫院。我親耳聽見兒子對父親說：“你這場病下來，我們一家人都完了。”父親不肯吃豬肝湯，說：“我吃素。”兒子就說：“你吃素。你是在要我的命。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要別人活。”我還聽見兒子對別人說：“今天進醫院繳的兩千塊錢還是換掉我女人那個金戒指才湊夠的。”

又說：“要不是生活這樣高，他也不會病到這樣；起先他圖省錢，不肯醫，後來也是想省錢，沒有找好醫生……”又一次說：“今天兩針就花了一千六百塊錢。我實在花不起。”過兩天父親不行了。還逼著兒子向一個朋友買墓地，說：“李三爺那塊地我看中了的。你設法給我籌點錢吧。我累了你這幾年，這是最後的一回了。”他催促兒子馬上跑出去找人辦交涉。等到兒子回來，就只看到“白白的一張空床板”。父親給兒子留下一筆還不清的債，古怪的封建家庭的關係拖著這個小公務員走向死亡。雖然無名無姓，在這裡我寫的卻是真人真事，我什麼也沒有增加。在這小人小事上面不是看得出來舊社會一天天走向毀滅嗎？更奇怪的是，這個吃素的老人偏偏生楊梅瘡，真是很大的諷刺。

我不再談病人了，上面三個人只是作為例子提到的。我還想談談那個年輕的女醫生楊木華。她並不是真人，真實的只有她的外形。在這本小說裡只有她才是我的創作。我在小說裡增加一個她，唯一的原因是，我作為一個病人非常希望有這樣一位醫生，我編造的是我自己的願望，也是一般病人的願望。在病房裡我見到各種各樣的醫生，雖然像楊木華那樣的醫生我還沒有遇見，但她的出現並不是不可能的。她並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她不過是這樣一位年輕醫生：她不把病人看作機器或者模型，她知道他們都是有靈魂，有感情的人。我在三等病房裡住了十幾天，我朝夕盼望的就是這樣一位醫生在病房裡出現。我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也曾這樣想過：透過小說，醫生們會知道病人的願望和要求吧。

所以我寫了“在這種痛苦、悲慘的生活中閃爍著的一線亮光。

那就是一個善良的，熱情的年輕女醫生，她隨時在努力幫助別人減輕痛苦，鼓舞別人的生活的勇氣，要別人‘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人有用些。’……“但是像這樣一位醫生在當時那個社會，當時那個醫院裡，怎麼能長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所以我給她安排了一個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結局：”一個姓楊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熱心地幫忙著搶救受難的人……她自己也死在連續三小時的大爆炸中。“後來我編傭文集》，一九六○年底在成都校改這部小說，我自己也受不了那個悲慘的結局，我終於在《小引》裡增加了一小段，暗示楊大夫到了四川改名”再生“，額上還留著一塊小傷疤。她活著，我也感到心安了。

然而我還應當說一句公道話：病室裡的醫生除了那個給朱雲標治病的外科大夫外，一般都能用平等的眼光對待病人。

小說寫完了，出版了，解放後還出現了日文譯本。但老實說，好評似乎不多，有位朋友還說：“第幾床、第幾床叫來叫去，把人腦子也搞糊塗了。”也有人批評小說有什麼“人性論”、“人道主義”。我無法替自己開脫。我的小說裡，我的思想裡都不免有這樣的東西，何況是那個時候的作品。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小說受到了更嚴厲的批判，給戴上了毒草的帽子，這是無足怪的。我接受批判時，心安理得。我看出來我的確和“四人幫”那一套“對著幹”。我希望醫生把病人當朋友，“四人幫”之流卻把病人當敵人，在醫院裡實行“群眾專政”。在一段長時間裡，好幾年吧，我沒有去醫院看病，因為我不願意先到群眾專政組去登記，不願意讓別人在我的醫療卡或病歷卡上加批“反動學術權威”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友人王西彥紀念魏金枝的文章裡有這樣的話：“當病人被送到醫院急診室時，醫生看到是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