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大老爺”三呼萬歲才算正確？我控訴舊社會，宣判舊制度的死刑，作為作家我有這個權利，也有責任。寫《寒夜》時我就是這樣想，也就是這樣做的。我恨那個制度，蔑視那個制度。我只有一個堅定的思想：它一定要滅亡。有什麼理由責備那些小人物不站起來“鬥爭”？我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們就願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當時那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夠。

關於《寒夜》我不想再說什麼，其實也不需要多說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開會，空閒時候重讀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更喜歡收在《文集》裡的這個修改本。我給憋得太難受了，我要講一句真話：它不是悲觀的書，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為了迎接黎明。《回憶》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裡寫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學道街一座小樓上修改這小說的情景”，那時的生活我不但沒有忘記，而且對我顯得十分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