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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改《寒夜》時我的心並不平靜。那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我作為一個客人住在小樓上，不會缺少什麼。但周圍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掛在街上什麼地方的“本日供應蔬菜”的牌子，我有時也看到，幾次都是供應“涼粉”若干。有一天我剛剛走出大門，看見一個人拿著一個菜碗，裡面盛了一塊白涼粉，他對旁邊一個熟人說：“就這樣一點點。”

就在供應如此緊張的時候，我的表哥病倒了。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環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的收信人。我學英語，他是我的啟蒙老師。在我一九二○年秋季考進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補習班以前，他給過我不少的幫助。可是後來在他困難的時期我卻不能給他任何的支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縣都江堰工作，不曾見到他。一九六○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剛剛退職回家，我們同到公園喝過茶。過了些時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滿滿一杯藥汁。他的聲音本來有點啞，這時厲害了些，他說醫生講他“肝火旺”，不要緊。後來我的侄兒告訴我，在醫院遇見我表哥，懷疑表哥患肺結核，勸他住院治療，他不願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難。以後聽說表哥住到城外他兒子的宿舍裡去了，我讓我一個侄女去看過他。病象越來越顯著，又得不到營養品，他兒子設法買一點罐頭，說是他想吃麵，我叫侄女騎車送些掛麵去。沒有交通工具，我說要去看他，卻又怕麻煩，一天推一天。聽說他很痛苦，聲音全啞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樣，我沒有想到他那麼快就閉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個堂兄弟來告訴我，表哥死了，已經火化了。沒有葬儀，沒有追悼會，那個時候人們只能夠這樣簡單地告別死者。可是我永遠失去了同表哥見面的機會。只有在知道他的遺體火化之後，我才感覺到有許多話要對他說。說什麼呢？對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埃沒有他們，我這個不懂事的孩子能夠像今天這樣地活下去嗎？

堂兄弟還對我說，他去看過姑母，姑母很氣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夠了苦，過了八十歲，還看見兒子這樣悲慘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還說，表哥的退職費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麼錢。表哥死後我沒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話。我不敢面對現實，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為別的任務趕回上海，動身前也沒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沒有同她母子告別，我總覺得欠了一筆償不清的感情的債。我每次翻讀《寒夜》的最後一章，母親陪伴兒子的淒涼情景像無數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彷彿聽見了兒子斷氣前的無聲哀叫：“讓我死吧，我受不了這種痛苦。”我說，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識分子長時期的悲劇必須終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樣寄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然後搭火車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車。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幫助不少，以後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經常同他見面。

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監獄中受盡苦刑，身上還留著傷痕和後遺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會堂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神情沮喪、步履艱難，我無法同他多談。當時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躍，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計他也會遇到麻煩，但絕對沒有想到過不了幾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盡侮辱給迫害致死。兩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開追悼會為他平反雪冤。我打電話託人代我獻了一個花圈，這就是我對一個敬愛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點心意了。我是一個無神論者。我絕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結束這篇《回憶》時，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願宗林同志的靈魂得到安寧。也祝願我姑母和表哥的靈魂得到安寧。

《創作回憶錄》到這裡結束。我寫這十一篇《回憶》。並沒有“揚名後世”的意思，發表它們也無非回答讀者的問題，給研究我的作品或者準備批判它們的人提供一點材料。但我究竟是個活人，我有種種新的活動，要我停止活動整天回憶過去或者讓別人來“搶救材料”，很難辦到。別的人恐怕也是這樣。但蒐集資料卻也是重要的事。我們過去太輕視這一類的工作，甚至經常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