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到上海來了。事前他不曾來過一封信。我還記得中秋節那天下午聽見他在窗下喚我，我伸出頭去，看見一張黑瘦的面孔，我幾乎不相信會是他。

他就這樣在上海住下來。我們同住在霞飛坊（淮海坊）朋友的家裡，我住三樓，他住在三樓亭子間。我已經開始了《秋》，他是第一個讀者，我每寫成一章就讓他先看並給我提意見。不久他動手翻譯俄國岡查羅夫的小說《懸崖》，也常常問我對譯文的看法。他翻譯《懸崖》所根據的英、法文譯本都是我拿給他的。他不知道英譯本也是節譯本，而且刪節很多。這說明我讀書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對任意刪改別人的著作，卻推存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說，浪費他的時間。雖然節譯本《懸崖》還是值得一讀，他的譯文也並不錯，但想起這件事，我總感到內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後我動身去昆明，讓他留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我同他一塊兒在上海過了十個月，彷彿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還沒有結婚，蕭珊在昆明唸書，他仍是孤零零一個人。一個星期裡我們總要一起去三四次電影院，也從不放過工部局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我們也喜歡同逛舊書店。我同他談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觸到他的內心深處。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聲言笑，但是對孩子們、對年輕的學生還是十分友好，對翻譯工作還是非常認真。

當時我並沒有想到，現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責備自己關心他實在不夠。他究竟有什麼心事，連他有些什麼朋友，我完全不知道。離開上海時我把他託給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陸蠡，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們兩位在浦江岸上望著直航海防的輪船不住地揮手。他們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還送到昆明。

這以後我見到更多的人，接觸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終未斷。這些信一封也沒有能留下來，我無法在這裡講一講三哥在上海的情況。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剛在那裡定居下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的訊息一下子完全斷絕了。

日本軍人佔領了上海的“租界”，到處捉人，文化人處境十分危險。我四處打聽，得不到一點真實的訊息。謠言很多，令人不安。聽說陸蠡給捉進了日本憲兵隊，也不知是真是假。

過了一個較長的時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報告平安，但從字裡行間也看得出日軍鐵蹄下文化人的生活。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當久，終於到了我眼前。我等待著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離開了桂林，以後也沒有能回去。

我和蕭珊在貴陽旅行結婚，同住在重慶。在重慶我們迎接到“勝利”。我打電報到上海，三哥回電說他大病初癒，陸蠡下落不明，要我馬上去滬。我各處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過了兩個多月才趕回上海，可是他在兩天之前又病倒了。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旁邊。據說他病不重，只是體力差，需要休養。

我相信這些話。何況我們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業餘醫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進醫院，我也就沒有堅持送他去，後來還是聽他說：“我覺得體力不行了”，“還是早點進醫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幫忙讓他住進了醫院。沒有想到留給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時間。事後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進醫院，他的病是不是還有轉機，他是不是還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後悔，我責備自己，已經來不及了。

七天中間他似乎沒有痛苦，對探病的朋友們他總是說“蠻好”。但誰也看得出他的體力在逐漸衰竭。我和朋友們安排輪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過他一個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兩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說《火》的校樣。他忽然張開眼睛嘆口氣說：“沒有時間了，講不完了。”我問他講什麼。他說：“我有很多話。”又說：“你聽我說，我只對你說。”我知道他在講胡話，有點害怕，便安慰他，勸他好好睡覺，有話明天說。他又嘆口氣說了一句：“來不及了。”好像不認識我似的，他看了我兩眼，於是閉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離開病床時，他要說什麼話，卻沒有說出來，只說了一個“好”字。這就是我們弟兄最後一次的見面。

下一天我剛起床就得到從醫院來的電話，值夜班的朋友說：“三哥完了。”

我趕到醫院，揭開面紗，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麼黃瘦，兩頰深陷，眼睛緊閉，嘴微微張開，好像有什麼話，來不及說出來。我輕輕地喚一聲“三哥”，我沒有流一滴眼淚，卻覺得有許多根針在刺我的心。我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