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萬工人的面前作過熱烈的講演。但是如今連那個以團結的力量震驚了全日本的、代表數十萬工人的工會也被打擊到只能夠秘密存在了。在去千歲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訴我許多事情。她有一句憤慨的話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腦際。“我現在只能夠跳舞了，”她說，因為我在報上見過一段記事，說她發明了一種跳舞，我驚奇地問她，她苦笑地這樣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說起她向群眾演說的事。

然而這時她卻只能夠把理想和憤慨寄託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這不過是一個開始。以後還有更厲害的打擊。人民在一個決定的時期對統治者表示了軟弱，放過了機會，用忍耐來對付壓制，用沉默來忍受不義，他們忽視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時候使用它，結果他們自然地遭遇了毀滅的慘禍，甚至不能夠給敵人一個堅強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這樣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瑪蒂阿地被刺殺的時候，法西斯蒂在義大利遭逢了一個絕大的危機，莫索里尼也在輿論的斥責下戰抖起來，義大利人民本來可以在幾天內就去掉這個黑衫的暴君和他的黨徒。但是他們卻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讓法西斯蒂的領袖漸漸地從隱匿的地方跑出來，繼續從事他們的陰謀的工作，讓餘火慢慢地在灰燼裡重燃，終於造成了“燎原之勢”，使肥沃的土壤變成焦土，不給義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悶的空氣裡憔悴呻吟，他們中間的菁英在屠殺和酷刑下摧殘殆盡，殘留的也只能夠亡命到別的國家。

歷史的悲劇不斷地重演。義大利的例子又被別的國家先後摹仿。德國之後又臨到日本了。這個打擊落到日本人民的頭上。壓制之上又加了壓制。法西斯蒂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

剝削和侵略是法西斯蒂統治的兩個武器。它幫助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以後，又來幫助他們攫取殖民地開闢國外市場了。東京和大坂的牢獄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日本勞動運動的優秀分子的生命。回想八九年前五一節東京市街大遊行的盛況，真令人起隔世之感。

先生，這是什麼緣故呢？是日本法西斯蒂增長了勢力，還是工人階級自己坐失了良機？我想你的回答應該是後一個。

“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時候，我讀過你的一些短文。你的意見正和我們的相差不遠。在任何時候你都不讓狹義的愛國主義迷了你的眼睛。正如每一個社會主義者所應當做的，你始終站在反強權反侵略的一邊，你叫出了“不要打中國的兄弟”的呼聲，這呼聲得到了大坂等地勞動者的響應。但是呼聲太微弱了。響應的人也只是一部分，並不能成為一種力量阻止侵略的戰爭。這不是日本無產階級第一次放棄責任，和這類似的事情已經有過好幾次了。讓敵人把武器從他們的手中奪去，等到一覺醒來，他們已經成為徒手，縱然大敵當前也只好束手待斃了。日本的勞動階級就是這樣地蹈了意德兩國弟兄的覆轍。

三年前和你在千歲村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就感到這一個不幸的預兆，那時我因為要趕到橫濱搭船回國，沒有和你多談這種事情。你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那個可愛的田園裡待一些時候，你還堅持地要出去為我退船票。這個好意我是應該接受的。我不知道當時我為什麼是那樣無理地固執，一定不肯聽從你的話，還把你從千歲村拉到百合子姑娘的家。在那輛寬敞的汽車裡我們談論了好些事情，卻始終沒有談到這上面。後來在百合子姑娘家裡受了款待以後，我跨出“玄關”，僱了汽車。當車子轉彎的時候，百合子姑娘和另外一位更年輕的女士還立在門口帶笑地對我行禮。這溫暖的友情使我在車裡感動地不住揮手。車子走入了另一條街，我忽然感到一種隱微的心痛。我離開了我所敬愛的友人，我的離愁是很大的。在這時候，在汽車快到中華留日青年會的時候，我才覺得我自己先前的堅持是何等錯誤的了。我是應該留下來和你在一起過一些日子，告訴你我所感到那個不好的預兆，要你們注意到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什麼也不曾說出來就回到了上海。在虹口公寓的寂寞的長條的小房間裡，當回憶來折磨我的時候，熱情來揉我的心，悔恨盤據了我的思想，那個囚籠似的房間似乎容不下我，我的心要破壁飛去。但是環境阻礙了我。我不能夠說我所想說的話。每晚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無休息地在那狹小的地板上閒踱。走得疲倦了時，我又坐下來，藉著高懸的電燈的微光咬著牙關一字一字地翻譯柏克曼的《獄中記》，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來折磨我的並不強健的心靈。我這樣地懲罰我自己，磨練著我自己。於是我不能忍耐了。我給你和稱你為父的百合子姑娘寫了信。終於把我的憂慮和憤慨敘述出來了。

百合子姑娘的回信來了。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