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與社會絕緣，教育與生活絕緣，在學理上就說不通。若談事實，則這一代的青年，這一代的領袖，此時如果毫無準備，想將來理亂不問的書生一旦會變成措置咸宜的社會改造者，也是痴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寧的國家裡，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用不著學生去幹預政治。可是在目前中國，又另有說法：民眾未覺醒，輿論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張去監督政府，也並不算越職。總而言之，救國讀書都不可偏廢。蔡孑民先生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兩句話是青年人最穩妥的座右銘。

所謂救國，並非空口談革命所可了事。我們跟著社會運動家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力已竭，聲已嘶了。而軍閥淫威既未稍減，帝國主義的勢力也還在擴張。朋友，空口吶喊大概有些靠不住罷了北方人奚落南方人，往往說南方人打架，雙方都站在自家門裡摩拳擦掌對罵，你說：“你來，我要打殺你這個雜種！”我說：“我要送你這條狗命見閻王。”結果半拳不揮，一鬨而散。住在租界談革命的人不也是這樣空擺威風麼了

五四以來，種種運動只在外交方面稍生微力。但是你如果把這點微力看得了不得的重要，那你就未免自欺。“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侮”的成分一日不減絕，你一日不能怪人家侮你。你應該回頭看看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看看政府是什麼樣的一個政府，看看人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民。向外人爭“臉”固然要緊；可是你切莫要因此忘記你自己的家醜！

家醜如何洗得清了我從前想，要改造中國，應由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由人民而政府，由部分而全體，近來覺得這種見解不甚精當，國家是一種有機體，全體與部分都息息相關，所以整頓中國，由中央而地方的改革，和由地方而中央的改革須得同時並進。不過從前一般社會運動家大半太重視國家大政，太輕視鄉村細務了。我們此後應該排起隊伍，“向民間去”。

我記得在香港聽孫中山先生談他當初何以想起革命的故事。他少年時在香港學醫，歡喜在外面散步，他覺得香港街道既那樣整潔，他香山縣的街道就不應該那樣汙穢。他回到香山縣，就親自去打掃，後來居然把他們門前的街道打掃乾淨了。他因而想到一切社會上的汙濁，都應該可以如此清理。這才是真正革命家！別人不管，我自己只能做小事。別人鼓吹普及教育，我只提起粉筆誠誠懇懇的當一箇中小學教員；別人提倡國貨，我只能穿起土布衣到鄉下去辦一個小工廠；別人喊打倒軍閥，我只能苦勸我的表兄不為非作歹；別人發電報攻擊賄選，吾擠小人，發電報也沒有人理會，我只能集合同志出死力和地方紳士奮鬥，不叫買票賣票的事在我自己鄉里發生。大事小事都要人去做。我不敢說別人做的不如我做的重要。但是別人如果定要拉我丟開這些末節去談革命，我只能敬謝不敏（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裡那位少年虛無黨臨死時所說的話，最使我感動，可惜書不在身旁，不能抄譯給你看，你自己尋去罷）。

總而言之，到民間去！要到民間去，先要把學生架子丟開。我記得初進中學時，有一天穿著短衣出去散步，路上遇見一個老班同學，他立刻就豎起老班的喉嗓子問我：“你的長衫到哪裡去了了”教育尊嚴，哪有學生出門而不穿長衫子了街上人看見學生不穿長衣，還成什麼體統了我那時就逐漸覺得些學生的尊嚴了。有時提起籃子去買菜，也不免羞羞澀澀的，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現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還沒根本改變。學生自成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看成待我改造的階級。這種學者的架子早已御人於千里之外，還談什麼社會運動了你儘管說運動，社會卻不敢高攀，受你的運動。這不是近幾年的情形麼了

老實說，社會已經把你我看成眼中釘了。這並非完全是社會的過錯。現在一般學生，有幾個人配談革命了吞剝捐款聚賭宿娟的是否沒曾充過代表，赴國大會了勾結紳士政客以搗亂學校是否沒曾談過教育尊嚴了向日本政府立誓感恩以分潤庚子賠款的，是否沒曾喊過打倒帝國主義了其實，社會還算是客氣，他們如要是提筆寫學生罪狀，怕沒有材料嗎了你也許說，任何團體都有少數敗類，不能讓全體替少數人負過。但是青年人都有過於自覺的幻覺，在你談愛國談革命以前，你總應該默誦幾聲“君子求諸己！”

話又說長了，再見罷！

你的朋友 孟實

五、談十字街頭

朋友：

歲暮天寒，得暇便圍爐噓煙遐想。今日偶然想到日本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頭》兩部書，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