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感興趣，他的啟發使我起念寫《文藝心理學》。前此在愛丁堡大學時我在心理學研究班裡宣讀過一篇《悲劇的喜感》論文，頗受心理學導師竺來佛博士的嘉許，勸我以此為基礎去進行較深人的研究，於是我起念要寫一部《悲劇心理學》，作為博士論文。後來就離開了英國，轉到萊茵河畔斯特拉斯堡大學。一則因為那是德國大詩人歌德的母校，地方比較僻靜，生活較便宜；二則那地方法語和德語通用，可趁機學習對我的專科極為重要的德語。我的論文《悲劇心理學》是在該校心理學教授夏爾？布朗達爾指導之下寫成和透過的。

在英法留學八年之中，聽課、預備考試只是我的一小部分的工作，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大英博物館和學校的圖書館裡，一邊閱讀，一邊寫作。原因是我一直在鬧窮，官費經常不發，不得不靠寫作來掙稿費吃飯。同時，我也發現邊閱讀、邊寫作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法。這樣學習比較容易消化，容易深人些。我的大部分解放前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學生時代寫出的。一到英國，我就替開明書店的刊物《一般》和後來的《中學生》寫稿，曾搜輯成《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這部處女作現在看來不免有些幼稚可笑，但當時卻成了一種最暢銷的書，原因在我反映了當時一般青年小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況。我和廣大青年建立了友好關係，就從這本小冊子開始。此後我寫出文章不愁找不到出版處。接著我就寫出了《文藝心理學》和它的縮寫本《談美》；一直是我心中主題的《詩論》，也寫出初稿；並譯出了我的美學思想的最初來源克羅齊的《美學原理》。此外，我還寫了一部《變態心理學派別》（開明書店）和一部《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總結了我對變態心理學的認識。在羅素的影響之下，我還寫過一部敘述符號邏輯派別的書（稿交商務印書館，抗日戰爭中遭火焚掉）。這些科目在現代美學中都還在產生影響。

回國前，由舊中央研究院歷史所我的一位高師同班友好徐中舒把我介紹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長鬍適，並且把我的《詩論》初稿交給胡適作為資歷的證件。於是胡適就聘我任北大西語系教授。我除在北大西語系講授西方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史之外，還拿《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在北大中文系和由朱自清任主任的清華大學中文系研究班開過課。後來我的留法老友徐悲鴻又約我到中央藝術學院講了一年《文藝心理學》。

當時正逢“京派”和“海派”對壘。京派大半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聯。我由胡適約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時期最盛，自從詩人徐志摩死於飛機失事之後，就日漸衰落。胡適和楊振聲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組織一個八人編委會，籌辦一種《文學雜誌》。編委會之中有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和我。他們看到我初出茅廬，不大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為靶子，就推我當主編。由胡適和王雲五接洽，把新誕生的《文學雜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在第一期我寫了一篇發刊詞，大意說在誕生中的中國新文化要走的路宜於廣闊些，豐富多彩些，不宜過早地窄狹化到只准走一條路。這是我的文藝獨立自由的老調。《文學雜誌》儘管是京派刊物，發表的稿件並不限於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色彩的作家們如朱自清、聞一多、馮至、李廣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經常出現在《文學雜誌》上。雜誌一出世，就成為最暢銷的一種文藝刊物。儘管它只出了兩期就因抗日戰爭爆發而停刊，至今文藝界還有不少的人記得它（不過抗戰勝利後復刊，出了幾期就日漸衰落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我就應新任代理四川大學校長的張頤之約，到川大去當文學院長。剛滿一年，國民黨二陳派就要撤換張頤而任用他們自己的“四大金剛”之一程天放。我立即揮動“教育自由”的旗幟，掀起轟動一時的“易長風潮”。在這場鬥爭中我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支援，沙汀和周文對我很關心，把訊息傳到延安，周揚立即透過他們兩人交給我一封信，約我去延安參觀，我也立即回信給周揚同志說我要去。但是當時我根本沒有革命的意志，國民黨透過我的一些留歐好友力加勸阻，又透過現代評論派王星拱和陳西謹幾位舊友把我拉到武漢大學外文系去任教授。這對我是一次慘痛的教訓。意志不堅定，不但談不上革命，就連爭學術自由或文藝自由，也還是空話。到了一九四二年，由於校內有湘皖兩派之爭，我是皖人而和湘派較友好，王星拱就拉我當教務長來調和內讓。國民黨有個老規矩，學校“長字號”人物都必須參加國民黨，因此我就由反對國民黨轉而靠攏了國民黨，成了蔣介石的“御用文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