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本想考北京大學，慕的是它的“國故”，但家貧拿不起路費和學費，只好就近考進了不收費的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中文系。我很失望，教師還不如桐城中學的。除了圈點一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略窺中國文字學門徑之外，一無所獲。讀了一年之後，就碰上北洋軍閥的教育部從全國幾所高等師範學校裡考選一批學生到香港大學去學教育。我考取了。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我就在這所英國人辦的大學裡學了一點教育學，但主要地還是學了英國語言和文學，以及生物學和心理學這兩門自然科學的一點常識。這就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我到香港大學後不久，就發生了五四運動，洋學堂和五四運動當然漠不相干。不過我在私塾裡就酷愛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頗有認識新鮮事物的熱望。在香港還接觸到《新青年》。我看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的文章，心裡發生過很大的動盪。我始而反對，因為自己也在“桐城謬種”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轉過彎來了，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學著寫起白話來了。我在美學方面的第一篇處女作《無言之美》就是用白話文寫的。寫白話文時，我發現文言的修養也還有些用處，就連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純正簡潔也還未可厚非。

香港畢業後，透過同班友好高覺敷的介紹，我結識了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張東蓀。應他的邀約，我於一九二二年夏，到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的主編。當我的編輯助手的學生是當時還以進步面貌出現的姚夢生，即後來的姚蓬子。在吳淞時代我開始嚐到複雜的階級鬥爭的滋味。我聽過李大釗和揮代英兩先烈的講話。由於我受到長期的封建教育和英帝國主義教育，同左派鄭振鐸和楊賢江，以及右派中國青年黨陳啟天、李磺等人都有些往來，我雖是心向進步青年卻不熱心於黨派鬥爭，以為不問政治，就高人一等。江浙戰爭中吳淞中國公學被打垮了，我就由上海文藝界朋友夏丐尊介紹，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教英文，在短短的幾個月之中我結識了後來對我影響頗深的匡互生、朱自清和豐子愷幾位好友。匡互生當時和無政府主義者有些往來，還和毛澤東同志同過學，因不滿意春暉中學校長的專制作風，建議改革而沒有被採納，就憤而辭去教務主任職，掀起一場風潮。我同情他，跟他一起採取斷然態度，離開春暉中學跑到上海去另謀生路。我和他到了上海之後，夏丐尊、章錫深、豐子愷、周為群等，也陸續離開春暉中學趕到上海。上海方面又陸續加上葉聖陶、胡愈之、周予同、陳之佛、劉大白、夏衍幾位朋友。我們成立了一個立達學會，在江灣籌辦了一所立達學園。開辦的宗旨是在匡互生的授意之下由我草擬後正式公佈的。這個宣言提出了教育獨立自由的口號，矛頭直接針對著北洋軍閥的專制教育。與立達學園緊密聯絡在一起的還有由我們籌辦的開明書店和一種刊物（先叫《一般》，後改名《中學生》）。“開明”是“啟蒙”的意思，爭取的物件是以中學生為主的青年一代。這家書店就是解放後由葉聖陶在北京主持的青年書店，即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我把上海的這段經歷說詳細一點，因為這是我一生的一個主要轉折點和後來一些活動的起點。我的大部分著述都是為青年寫的，而且是由開明書店出版的。

立達學園辦起來之後，我就考取安徽官費留英。一九二五年夏，我取道蘇聯赴英，正值蘇聯執行新經濟政策時代，在火車上和蘇聯人攀談過，在莫斯科住過豪華的歐羅巴飯店，也在煙霧瀰漫、骯髒嘈雜的小酒店裡喝過伏特加，啃過黑麵包，留下了一些既興奮而又不很愉快的印象。到了英國，我就進了由香港大學的蘇格蘭教師沈順教授所介紹的愛丁堡大學。我選修的課程有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令我至今懷念的導師有英國文學方面的谷里爾生教授，他是蕩恩派“哲理詩”的宣揚者，對英國艾略特“近代詩派”和對理查茲派文學批評都起過顯著的影響。哲學導師是侃普？斯密斯教授，研究康德哲學的權威，而教給我的卻是懷疑派休漠的《自然宗教的對話》。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裡還讚許過他。美術史導師布朗老教授用幻燈來就具體藝術傑作說明藝術發展史，課程結束那一天早晨照例請全班學生們吃一餐早點。一九二九年在愛丁堡畢業後，我就轉人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聽淺保斯教授講莎士比亞，對他的繁瑣考證和所謂“版本批評”我感到厭煩，於是把大部分功夫花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倫敦和巴黎只隔一個海峽，所以我同時在巴黎大學註冊，偶爾過海去聽課，聽到該校文學院長德拉庫瓦教授講《藝術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