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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經去過三次了，請求和她兒子見面，但是，每次都被憲兵隊的那個將軍——在紫色臉膛上面長著一個大鼻子的白頭髮小老頭，很不客氣地拒絕了。

“大嬸子，再過一個禮拜，提前是不行的！再過一個禮拜——我們給你想想法子，——但是現在，是不行的……”

他又圓又胖，使她聯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許多日子的、外皮上已經生了黴菌的李子。他總是用一根很尖的黃色牙籤剔著那口細碎的白牙。小小的碧色眼睛，很殷勤地微笑著，他怕聲音，也是和藹可親的。

“挺客氣的！”母親一邊想著，一邊對霍霍爾說。“老是笑容滿面的……”

“是啊！”霍霍爾爾說。“他們——樣子還不錯，很客氣，總是帶著微笑。假使有人命令他：‘喂，這個聰明而正直的人對於我們是危險的，快給我保拿去絞死！’那麼，他們也會帶著笑容拿去絞死的，——絞了之後，他們還是依舊帶著微笑吧！”

“比起上回來搜查的那個，他厚道些，”母親比較了一下。

“那個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

“他們都不是人。他們是用來打人的鐵錘。是一種工具。使用他們來收拾我們弟兄，叫我們變得服服貼貼的，他們本身就是統治我們的人們手中的服服貼貼的工具——人家叫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既不想也不問為什麼要這樣做。”

她終於得到允許可以會見兒子了。

禮拜天，她規規矩矩地坐在監獄辦公室的角落裡。在那間矮小汙穢的房間裡面，除了她之外還有幾個等待會見的人們。他們大概不是第一次來這裡，互相都認識；在他們之間，倦怠地、慢慢地開始了像蛛網一般牽牽扯扯地談話。

“您聽說嗎？”一個胖胖的、筋肉肥馳的、在膝頭上放著一個皮包的女人說。“今天早上做彌撒的時候，教堂裡的領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隻耳朵……”

一個穿著退伍軍人制服的中年男人，很響地咳嗽著說：

“唱歌班都是些頑皮的小傢伙！”

一個矮小、禿頂、下顎骨凸出、兩腳很短而兩手卻很長的男子，似乎很忙地在辦公室裡來回地走動著。用不安的軋軋的聲音一刻不停地說著話。

“生活程度漸漸提高，人們也漸漸兇狠起來！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麵包又要兩戈比半了……”

有時候，囚犯走了進來，他們都是形容枯槁，穿著笨重的皮鞋。他們走進了幽暗的屋子，眼睛立刻眨動起來。有一個，腳上發出了腳鐐的聲音。

周圍非常寂靜，是不愉快的單調。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對自己的處境習慣了；有的靜靜地坐著，有的懶散地巴望著，還有的在有條不紊地、懶洋洋地和被監禁的人談話。因為等待得有些不耐煩，母親感到心在顫動，她茫然地望著周圍的一切，那種沉重的單調令她深感驚異。

在她旁邊，坐著一個矮小的老婦人，她的臉上佈滿了皺紋，但是她的眼睛卻充滿年輕的活力。她扭轉著很細的脖子，傾聽著別人的談話，同時格外熱誠地看著大家。

“在裡在的是你什麼人？”符拉索娃悄悄地問她。

“兒子，是個大學生，”老婦人馬上高聲回答。“你呢？”

“也是兒子，是個工人。”

“姓什麼？”

“符拉索夫。”

“沒聽說過。進來很久了嗎？”

“第七個禮拜了……”

“我兒子是第十個月了！”老婦人說。在他的聲音裡面，母親感到有一種宛若自豪的奇妙的東西。

“是啊！”禿頭老人很快地說。“耐不住了……大家都在焦急，大家都在吵鬧，一切都在漲價。而人的價格，卻反比例地降低了。安安穩穩的聲音再也聽不見了。”

“一點不錯！”軍人說。“不成樣子了，最後呀，應該來一個堅決的命令：‘不準說話！’應當這麼辦。堅決的命令……”

談話變成了共同的、活躍的。每個人都想趕快陳述出自己對生活的意見，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聲音在談話，在他們身上，母親感到一種陌生的東西。平常在家裡，談話不是這要！總是比較容易瞭解，簡單，響亮。

一個留著西方的紅鬍子的胖看守，叫出了母親的姓名，從頭到腳把她看了一遍，對她說：

“跟我來！”然後他一拐一拐地帶她進去。

她一步一步地跟著走，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使他走得快些。巴威爾站在一間小屋裡面，微笑地將手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