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了屠城，袁家的婦人、子女們都受到了侵害（袁氏婦子多見侵略）。

這兩處記載也許並不矛盾，袁家在鄴縣裡的親屬可能很多，一部分像劉氏、甄宓以及袁尚的妻子那樣幸運地躲過了屠殺，另一部分則未能倖免，這倒不一定是曹操特意下的命令，而是在亂哄哄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分辨，有的就糊里糊塗地死了。

曹操不喜歡袁紹，但也不至於恨之入骨，作為相識多年的朋友，他對袁紹一直有著複雜的感情，不是簡單的愛或恨就可以概括的。

安頓下來之後，曹操決定到這個老朋友的墓前親自祭奠一番。

現在一般認為，袁紹的墓位於如今的河北省滄州市，即當時的渤海郡境內。曹操不可能從鄴縣跑到千里之外的渤海郡祭奠袁紹，只有一種可能，袁紹開始是葬在鄴縣附近的，後來才遷葬到渤海郡。遷葬在那時很普遍，而給袁紹遷葬的，可能是袁家的人，也可能是曹操。

曹操到了袁紹墓前，禁不住流下了熱淚，這些眼淚不是作秀，而是發自內心的。曹操是性情中人，所以他能成為一位優秀詩人。睹物思人，見景生情，是詩人的本性，而眼前這堆土裡埋葬的是那個再熟悉不過的身影。

在這一刻，仇恨敵不過生死，恩怨敵不過感傷，斯人已逝，再多的恩怨情仇也都隨風而散了。應該相信，曹操哭得很真誠。

但以晉代孫盛為代表的一批歷史學家認為，曹操此舉並不明智。

因為此時仍然是敵我鬥爭異常激烈的時期，統一本集團內部的意志比抒發個人感情更重要。袁紹作為敵人，理應得到仇恨、詛咒和懲罰，只有這樣才能激發起自己人的鬥志，統一起本集團內部的思想。所以，孫盛等人認為曹操祭奠袁紹是“百慮之一失”。

這種看法未必全對，但也有一定道理。決定軍隊戰鬥力的因素除了訓練、後勤等方面，還體現在思想工作和政治發動上，只有具備明確的目標、清晰的敵人和準確的打擊方向，一支軍隊才能真正稱得上強大。

但是，曹操就是曹操，他沒有想那麼多，此時此刻他只是想看看老朋友，感懷一下過去而已。

做完這件事，曹操不忘給獻帝上了一份奏章，報告此次征討袁尚、佔領鄴縣的情況：

“袁尚要回鄴縣，我激勵著大軍前去征討。袁尚軍心動搖，丟掉陣地逃跑，我立刻進軍，擺下陣勢，士卒們披堅執銳，勇士們吶喊，旌旗飄揚，殺聲震天。敵人聞風喪膽，扔了武器，丟棄盔甲，迅速崩潰。袁尚單人匹馬逃走（尚單騎迸走），丟掉了節鉞以及大將軍和鄉侯的印信各一枚，頭盔一萬九千六百二十頂，還有矛、盾、弓、戟等武器不計其數。”

曹操派人回許縣遞上這封奏摺，同時還有兩項新的人事調整請獻帝釋出。獻帝劉協這個月剛剛在許縣北郊操演了迎冬大禮，同時恢復了一種叫八佾舞的宮廷舞蹈。在孔融等一幫朝廷舊臣的擁戴下，劉協慢慢消除了董承事件在心裡留下的陰影，這一陣子曹操出征在外，總理後方事務的荀處理問題又十分周到，讓劉協稍覺放鬆了一些。

曹操又打了大勝仗，他說不上高興也說不上不高興，他能做的就是照例下詔對曹操嘉勉一番，同時批准了曹操提出的人事任命事項。

第一項是任命賈詡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祿勳卿的屬官，品秩不算太高，通常為一千石，是個司局級幹部，職能是“掌議論”，多數情況下屬於顧問、高階研究員一類的角色，是個閒差。曹操為何此時突然想起來給賈詡安排這麼個差事？這與後一項人事任命有關，後一項是任命曹操為新的冀州牧。冀州長期是敵佔區，冀州牧只剩下了象徵意義，此前董昭擔任過冀州牧，後來他改任徐州牧，冀州牧讓曹操給了剛加入本陣營的賈詡。

如今冀州大部分地區已被佔領，冀州牧也成了實職，曹操決定親自擔任這一職務，所以先給賈詡安排了個新職務。但賈詡不用到許縣上班，仍然跟隨自己左右，對於這個聞名天下的智囊，曹操一直都寄予著厚望。

曹操在鄴縣正式以司空兼冀州牧的身份處理公務，他首先給自己找了一個得力助手，名叫崔琰，讓他擔任別駕從事，相當於州政府的秘書長。曹操讓崔秘書長把冀州的戶籍、土地等方面的檔案材料找出來，整整看了一個晚上，看完之後他大為興奮，第二天對崔琰說：“昨天晚上我察看了冀州的戶籍，按照我的推算這裡可以徵調三十萬甲士（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真不愧是個大州呀！”

曹操說的“可得三十萬眾”，也有不少人理解為“可以得到三十萬老百姓”，但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