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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後，曹操先後以司空和冀州牧的身份頒佈了一系列命令，恢復冀州地區的生產和生活，整頓社會秩序。這些命令包括《蠲河北租賦令》、《抑兼併令》、《赦袁氏同惡令》、《整齊風俗令》等。

在《蠲河北租賦令》中，曹操下令免除冀州地區建安九年（204年）全年的田租和賦稅，以恢復和發展生產。這道命令的頒佈，受到了百姓的擁護。

袁紹統治冀州期間，政治和軍事上依靠豪強地主，使得這些人的政治和經濟勢力迅速膨脹。長期以來，曹操一直在思考東漢政權在機制上的弊端，他認為豪強勢力發展太快是造成政權衰弱的主要原因，所以對如何抑制豪強勢力的問題十分關注。曹操認為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即使得到政權也不會穩固，在關鍵時候上會被豪強勢力們所左右。

基於這些長期的思考和對現實情況的分析，曹操頒佈了《抑兼併令》，他強調一個社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任由貧富差距拉大，必然會帶來嚴重後果。他說，像審配這樣的家族，不僅經濟實力很強大，而且成為窩藏罪犯的據點，是黑惡勢力的保護傘，老百姓怎麼能擁護這樣的政權？

曹操借民意向豪強勢力開刀是有深思遠慮的，他不願意在自己統治的地區出現豪門經濟和豪門政治。作為抑制豪門的一個重要步驟，在《抑兼併令》中他明確規定，每畝地收租的標準是四升，每戶另收二匹絹、二斤絲，除此之外一律不再收取其它賦稅。他要求各郡縣要嚴格檢查，看看有沒有豪強地主搭順風車額外收取其它稅費的現象，同時禁止弱勢群體替那些豪強們交賦稅。

攻佔南皮後，冀州全境成為“曹統區”，那些曾在袁氏政權及軍隊裡任職的各級官員，有的仍舊被錄用，有的則心懷不安，害怕有朝一日會清算他們的舊賬。針對這種情況，曹操在南皮頒佈了《赦袁氏同惡令》，明確表示跟袁氏做過壞事的人，允許他們改惡從善（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

袁氏政權之所以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內部結黨營私、勾心鬥角很嚴重，這種風氣由社會上層傳達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成為一種不良風氣。在過去的“袁統區”，不僅官員、豪強們操縱輿論、排斥異己、顛倒黑白，而且在一般老百姓裡也存在是非不分、缺乏普遍的社會正義感、歪門邪道盛行等現象，針對這些問題，曹操在南皮又下達了《整齊風俗令》：

“結黨營私是古代聖賢所痛恨的。聽說冀州這個地方，父子也會分成兩派，互相中傷爭鬥。以前直不疑沒有哥哥，大家卻說他與嫂子私通；第五倫三次娶的都是孤女，有人卻說他虐待岳父；王鳳獨斷專行，谷永卻吹捧他為周代的申伯；王商忠誠，張匡說他搞旁門左道。這些都是顛倒黑白、欺君罔上的例子，整頓社會風氣，以上現象不根除，我認為那是恥辱。”

曹操舉的這些例子雖發生於前代，卻都是有所指的。拉幫結派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就連父子兄弟也分成兩派進行文攻武鬥。他們沒能給社會做出好的表率，以至於民風迅速惡化，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也影響到社會穩定和生產發展。曹操花大力氣整頓社會風俗，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迫切性。

經濟上免除租稅、抑制豪強兼併，政治上化解新舊勢力的衝突，繼而又從整頓社會風氣入手，恢復社會秩序，曹操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很快使冀州的社會面貌得到改觀，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在此期間，幽州的局勢也發生了新變化。袁熙的部將焦融和張南看到袁氏集團即將覆滅，於是發動兵變，將袁熙、袁尚趕出幽州，二袁只得投奔遼西的烏桓首領蹋頓。蹋頓以前娶了袁家的姑娘為妻，跟袁家有姻親關係，如今在遼西一帶勢力很大。

焦融自稱幽州刺史，他率全州各郡縣長官歸降曹操。曹操大為高興，幽州不戰而勝，省去了遠征的麻煩，他以朝廷的名義承認焦融為幽州刺史，將焦融、張南都封為列侯。在此之前，一直活躍在幽州的鮮于輔和閻柔已經加入到曹操陣營了。

鮮于輔在官渡之戰前率部歸附曹操，被曹操任命為北部邊防軍副司令（左度遼將軍），封為亭侯，讓他鎮守在幽州，成為牽制袁氏集團的一股力量。官渡之戰時，鮮于輔親自率軍到前線助戰。袁紹敗走，曹操聽到報告欣喜異常，當時鮮于輔剛好就在旁邊，曹操對他說：“年初的時候袁本初送來公孫瓚的人頭，我看了都覺得眩暈（孤自視忽然耳），不想今天把他打敗了，這既是天意，也是大家努力的結果啊！”後來，鮮于輔也參加了南皮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