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第一個去找他，有時他只要聽我們把問題講完，就分析出癥結所在。和他在一起幹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靈手巧，從他那兒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有時我也感到拘束，因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別人的事也諱莫如深。當然這都可以理解，他雖和我們一般年紀，卻不是知青，而是困難時期從四川來的盲流。人們還說他的父親是地主。

我們的另一個師傅周，則是北京來的知青。1968年他還演過肖繼業，當時我們選中他是因為他熱情肯幹，和戲裡的主人公肖繼業一般無二。這出戏演過之後，城裡來的年輕人唱歌跳舞的熱情已成強弩之末，誰也無心再排演第二齣戲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豬場幹活於得晨昏顛倒，周開拖拉機春種秋收，大家逐漸相忘於江湖。

現在我們忽然得以朝夕相處，有很多時間交談。整個夏天，我們乾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裡中耕。漫長的白晝，亮麗的太陽，中耕機白色的帆布雨簷下，涼風習習。我們的拖拉機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閃亮的犁鏵翻起層層黑土，將野草埋進地裡。我們鎮日像是航行在廣袤的綠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湧。

那段日子，我對周充滿好奇。我想知道為什麼別人說他父親有嚴重的歷史問題。但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提出來肯定尷尬。同時我想周也是聽了我的日記的，不知他作何感想。當然他對日記這件事三緘其口。我們只好聊別的。

我記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麼，零零落落，我講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機關大院這類事。他也對我講了他家的情況：一家六口，父親在起重機廠工作，母親是家庭婦女，他是家中老大，三個妹妹還年幼，上小學和中學。

閒聊中，我還了解到他離開北京前家境相當不好。六口人擠在一間不大的屋子裡，屋子是他父親的單位50年代分的，那時只有週一個孩子，而且他還小，所以不顯得太擁擠。後來，其他孩子相繼出世，房間越來越逼厭。他們又在屋子的南頭搭了一間簡易房。簡易房佔滿了院子的地，還擋住了大房間的陽光，但他們總算又多得了幾分空間。鄰居們也都這麼做。他們的簡易房白天是廚房，晚上就成了周的臥室，他在這間小棚裡一直住到離開北京。

周的父親是四級工，每月掙54元，當然這不足以養活六口之家。他家裡的人必須到鄰近的工廠攬點活兒來：晚上他們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國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組成，週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兩者都吹乾了，才能將小盒子套到匣子裡。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騰才做成一隻火柴盒。

後來我到北京探親時去他家拜訪，堅持要試一試糊火柴盒。整整一個晚上我們5個人緊趕慢趕，才做了200來只，工廠每11只付8分錢，也就是說，整個晚上我們才掙了不到兩毛錢。做到後來，我越來越心浮氣燥，心想要我於這種活兒餬口，我寧願餓死！周卻說有火柴盒糊就不錯了，工廠並不保證供這份活給他們，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樣困難，願意幹這活兒的人多著呢。

聽了這話，我一時語塞。突然我想起小時候，到了夏天，母親每天都給我5分錢買冰棒兒。我也覺得理所當然，就這麼點小錢。我的同學都有零花錢買冰棒兒。現在我才意識到這是多麼奢侈的事，對周家來說，5分錢意味著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於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雖然同住北京，我們卻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

也許周聽了我的童年故事後，對我也一肚子憐憫。又或者他心地好，並不單止樂於幫助我一個人。到天氣轉涼時，我們得一天兩班、一班12小時日夜翻地，趕在地上凍之前將它犁一遍，為的是不誤來年的春耕播種。這樣我們得在地頭吃飯，有時送過來的飯不夠吃，周總是讓香和我先吃飽。有時變天，我們沒帶足衣服，他會把外衣脫下來技在我們身上。他有幾分幽默，看見我們精疲力盡，他會編出幾句笑話，逗我們開心。輪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時分把我們打發回去，自己一個人幹到天亮。

我實在願意與週一起幹活，連裡100多男青年，誰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繼業後，他削瘦了幾分，越發於練。24歲的年紀，他怎麼看怎麼舒服，即使穿著臃腫的黑卡其工裝。那時，拖拉機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隻油耗子。但他就是與眾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濃密的黑髮也比別人略長，他的眉毛黑而直，皺著眉頭看人時，眼睛還透著幾分笑。我的眼睛總難從他身上移開，當然那是在沒有他人在場的時候。我們目光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