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戴笠親自擔任該行動委員會的書記長，並下設參謀、政訓、情報、訓練和總務等處室，各處處長均由戴笠的特務處的人擔任。緊接著別動隊也初步建成，總指揮由杜月笙推薦的早年做過軍長的劉志陸擔任，參謀長由戴笠借調來的楊振華所任。楊振華是黃埔一期生，來別動隊前是八十七師參謀長。別動隊所屬的五個支隊長，分別由杜月笙提名三個，戴笠提名二個。第一支隊長是何天風，主要成員是都是杜月笙的門徒；第二、三支隊分別是陸京士和朱學範，主要成員是為上海各廠家、企業的工人；第四、五支隊支隊長分別是張業和陶一珊，主要成員是戴笠在滬杭地區的部屬和招入特訓班的年青學生。

別動隊組建後，戴笠最為憂慮的是中下層幹部配置的事。他心裡清楚，這支臨時湊合起來的隊伍既無戰鬥經驗又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一旦投入戰鬥很可能還沒有聽到子彈聲就潰不成軍了。為此，戴笠電請南京後從黃埔軍校調集了六百名畢業生，分別安置到別動隊的各個支隊擔任大隊一級的指揮官。同時，戴笠還從南京中央警校抽調了一百名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安排為各中隊的政治指導員。儘管，戴笠在別動隊的幹部配備上動了不少的腦筋，但還是難以應付正常工作的開展。於是，戴笠電令特務處人事科抽調二百名中高階特工到上海報到，安排為別動隊的中、高階軍政幹部。緊接著，他又向正在浦東作戰的第八集團軍商調六百名士兵充任支隊下面的班長。戴笠雖然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但考慮問題嚴謹周密。當他在審閱別動隊兵員名單時，發現有許多是知識青年和大專學生，頓時覺得這些人去當一般的別動隊員實在是有些可惜。但由於上海戰事太緊，戴笠已不可能對他們重新調整，他決定對這些知識青年進行一次短期培訓，這樣既可應付別動隊的急需也能給特務處以後的發展培養一些有用之材。於是，戴笠下令成立“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青浦特種培訓班”，並且很快在青浦縣西溪小學舉行了培訓班的開學典禮。培訓班招收學員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親自從別動隊的名單中挑選出來的。開學典禮那天，戴笠特地從上海市區趕到清浦縣西溪小學主持培訓班的開學儀式，並作了幾個小時的政治精神講話。在此後的兩三天裡，他又連續個別召見學員談話，為學員題字簽名以示親近和關懷。

不久，戴笠又在松江開設了特種培訓班。

可就在青浦和松江特種培訓班開辦過程中，日本軍隊大量增兵淞滬戰場，而且海陸空一齊向我守軍陣地發起長時間的猛烈進攻。儘管我守軍的總兵力已達到了三個集團軍，但由於武器裝備的落後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戰場形勢越來越不利。終於，還沒有結業的培訓班學員與別動隊一道開上了前線，分別佈置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中國正規軍對日本軍隊作戰。雖然其中不少人與日軍一接觸就潰逃，但仍然有不少忠誠勇敢之士，為抗擊日本軍隊的侵略犧牲了性命。據“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處的統計，開戰初期別動隊戰死官兵就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受傷的別動隊官兵六百人以上。不久隨著大部隊撤出淞滬戰場，別動隊按照戴笠的命令全部化整為零，一部分在上海執行潛伏任務，另一部分轉往安徽祁門打游擊並改為“忠義救國軍”。

戴笠在淞滬抗戰期間除了公開組建別動隊外，還利用別動隊的力量與日本特工之間秘密進行了一場力量和智慧的較量。

這較量就是從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開始的。

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成立於一八八七年，原名叫日清貿易研究所。說是研究所，其實是打著研究的旗號開展以軍事為目的情報調查活動，是一個以日本陸軍為後臺的日本諜報機構。他們在中國除了調查市場和財政經濟外，還調查地理、政治及軍事等問題。所調查的每個專案都非常細緻，如對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和路面結構，橋樑的長度、建築材料和載重量等都查得清清楚楚。這些調查材料分別登載在該書院辦的《支那研究》雜誌上，並送日本陸軍統帥部參考和掌握。調查人員中主要以日本留學生為主，同時還有一些軍事人員參與，並在中國各界的高層中收買為他們服務的漢奸。他們的足跡遍及中國各地，甚至連雲南和貴州的偏遠山村也去過。淞滬抗戰開始後，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突然活躍起來，利用各種人物廣泛收集情報為日本軍隊服務。

對此，戴笠的特務處並不知情。

就在戴笠為組建“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而奔忙時，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薦了兩名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程克祥和彭壽。章乃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