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信任和依賴，他把專門警衛自己的侍從室一處三組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戴笠。應該說，此時的蔣介石對戴笠已沒有了防範的心理，而此時的戴笠對蔣介石確實有著“烈火”般的赤膽忠心。但戴笠明白要增加自己的政治實力，僅有蔣介石的信任還不夠，必須要有自己能掌握的武裝力量。

於是，戴笠開始了努力和爭取。

第七章

戴笠在復興社特務處建立的初期，就想建立一支歸屬自己直接掌握指揮的特務武裝，但由於蔣介石歷來對軍隊的事防範很嚴，他始終沒有敢向蔣介石提出來。所以當蔣介石在“福建事變”平息後不久，把南昌行營調查科併入了他管理的範圍，這是戴笠絕對沒有料想到的。南昌行營調查科是蔣介石坐陣南昌“剿共”時而特設的，內設一室三組及兩個偵察隊，在華中和東南各省設有情報站及情報組。另外，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的第三科和禁菸密查組，以及各省保安處的諜報股均由調查科指揮。同時，調查科還負責駐外使館情報人員的培訓工作。應該說調查科是當時與蔣介石關係最貼近的情報組織，所以蔣介石任自己的親信侍從秘書鄧文儀為科長。可是鄧文儀不爭氣，在查處南昌飛機場縱火案中對蔣介石隱瞞了真相，蔣介石怒氣之下將其作了撤職處理，讓戴笠頂替了這個位置。戴笠接手了南昌行營調查科後，手下的人員由原來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了一千七百多人，而且還增添了許多公開的機構。“兩廣事變”結束後，蔣介石又網開一面，讓戴笠協助宋子文組建個稅警總團。這稅警總團雖然有一個師的兵力，但只能用於稅務稽查不能用於其它方面，為此戴笠老覺得缺了點什麼。

當日本軍隊開始進攻上海後，戴笠在上海佈置情報任務的過程中，終於意識到這是個抓特務武裝的良機。

於是，戴笠積極地向蔣介石建議：上海有較雄厚的幫會勢力，完全可以利用這勢力建立一支武裝遊擊部隊，既可以配合中央軍隊在上海附近牽制和阻擊日本軍隊，又可以協同保安部隊嚴防和肅清敵特及漢奸。蔣介石本身就與幫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他也認為幫會的力量只要引導的好，在國家和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自然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戴笠的建議是用報告的形式遞交給蔣介石的，蔣介石很認真地研讀了戴笠的報告後，即令在上海的戴笠與杜月笙合作，要在一個月內組建一萬人的武裝遊擊力量投入淞滬抗戰。戴笠接到蔣介石的電令後，首先擬定了整個行動的大綱，然後率領特務處在上海的主要骨幹分乘三輛汽車，到法租界趙主教路劉志陸公館與杜月笙會談。杜月笙時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上海三大亨”。在這三大亨中，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是否真是這樣，戴笠沒有仔細去推敲過，不過他覺得比起黃金榮和張嘯林來，杜月笙確實要高明一些。特別是在協調黑社會勢力和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上，杜月笙要有辦法的多。戴笠也正是看中了這點，再加上他與杜月笙熟悉較早，並且杜月笙在物資和金錢上曾給戴笠的特務處很大的幫助，所以他願意與杜月笙合作。

由於在這之前，杜月笙也接到了蔣介石要他與戴笠合作的電報，所以會談進行得非常順利。雖然，表面上雙方都派出了最強的會談陣容，但在會談之前戴笠已與杜月笙有溝通，所以會談時基本上都是戴笠講的多，而杜月笙則對戴笠講些捧場的話而已。但兩人仍有各自的心思，戴笠認為這是特務處與上海幫會力量的一次大規模的合作，而杜月笙以為戴笠只不過打著合作的旗號想進一步控制和利用幫會。不過，在國難當頭之時加上蔣介石又有命令，杜月笙在這個時候是絕不會為難戴笠的。為此，會談很快就三個方面的問題達成了一致：一是建立名稱為“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的領導機構，在該機構下建立武裝遊擊部隊，取名為別動隊；二是“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實行委員制，另設書記長及書記長辦公室，由書記長辦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別動隊的編制為縱隊編制，下設五個支隊，支隊下面分設大隊。蔣介石本來是想利用幫會力量組織遊擊部隊參加淞滬抗戰，但此時的戴笠多了個心眼把領導機構稱為“軍事委員會蘇浙委員會”，而不是淞滬行動委員會。戴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淞滬抗戰結束後能長期留用這支特務武裝。

上海會談結束後，戴笠連夜回南京向蔣介石面報情況。

蔣介石早就對上海抗戰形勢心急如焚，對戴笠提出的組建方案和人事安排沒作過細研究就點頭同意了。過後戴笠重返上海，在法租界的善鍾路設立了“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