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中國的這兩個盟國作出重大的讓步可以說是自願的，但是，這並不是他們主動提出來的。

起初，他們主張在戰後再作決定。但是，蔣介石對他們指出，早一些宣佈會起到鼓舞中國人民的效果，考慮到這一點，英美作出了讓步。

當蔣介石逐漸成為戰爭中盟國的一位領袖人物時，毛澤東掌握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

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終於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軍事件”。對這一事件。兩方的宣傳機器至今仍在爭論，而事實真相則更加模糊當時，新四軍一直在長江以南離上海不遠的地方作戰。

1940年9月，蔣介石的參謀長何應欽命令新四軍向江北轉移，然後再過黃河與第十八路集團軍（國民黨對共產黨八路軍的叫法）配合奪取新的據點。

共產黨猶豫不定，一方面因為冒著日軍的火力過長江太危險，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計劃，他們想在長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漢口的三角地帶中建立新的作戰根據地（此處漢口應為杭州——譯者）。

蔣介石把轉移的最後期限延長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軍仍在原地未動。

突然，共產黨的參謀長項英秘密率領他的部隊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與兵力佔絕對優勢的政府第十四師交火。後來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項英被殺，新四軍的軍長葉挺受傷入獄。共產黨大約損失了1000人。

1月17日，蔣介石命令解散新四軍。共產黨沒有理會這個命令，以同樣的名稱重新組成了新四軍，用七個師的兵力代替原來的那支軍隊。在好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共產黨的宣傳猛烈指責國民黨解散新四軍的做法，並指出這個決定是“親日派”打算與日本人簽定和約並參加反共協定的計劃的一部分。

3月6日，蔣介石給國民參政會寫了一封長信，指責共產黨不講信用，並加上了下面這段並不全是實話的文字：

我無須宣告，我們的政府唯一關心的就是領導全國抗擊日本侵略者，消滅叛徒漢奸，它絕沒有一點要再以武力“鎮壓共產黨”的意思。政府不願再聽到那種現在已成為中國歷史遺蹟的不吉利的話。望他們服從命令，放棄對他們的戰鬥同志的攻擊，並停止一切挑釁行動；這樣，政府將盡可能地為他們考慮。

以前，蔣介石曾私下說過：“日本人是肌膚之病，共產黨則是心頭之患。”

即使在“新四軍事件”之後，國共兩黨的關係仍在繼續。

1942年3月28日，周恩來和林彪（此人在黃埔軍校曾是蔣介石的學生）以共產黨的名義提出了四條要求：

一、在全國範圍內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認“解放”區的行政機構。

三、將八路軍由三個師擴充到十二個師。

四、允許新編的新四軍留在黃河以南，直至戰爭結束。

蔣介石拒絕了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後，它們又被提出來了。

在新四軍事件之後，接踵而來的是桂林和昆明這類城市中勢頭越來越猛的反蔣活動。當時，委員長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濟深主管的，這樣，原來以香港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劇作家便雲集桂林。

李濟深願意為這些文化難民提供保護，他為他們找工作，給他們以財政資助。那時，歐陽予倩領導著省立戲劇藝術學院，他以前曾參加過福建省國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導下，以反政府為主題的劇目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儘管這些劇目沒有對蔣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觀眾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們從秦始皇和曾國藩這類劇中人，看到了蔣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個皇帝，後者是蔣介石十分佩服的一個十九世紀的軍事政治家。對反蔣立場不加掩飾的雜誌也如同雨後春筍。

但是，真正使蔣頭疼的還是地下共產黨。如楊剛女士、薩空了和金仲華等人，在美國戰略情報處與美國駐桂林領事館主辦的雞尾酒會上，他們都是常客。

後來，楊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對外政策委員會的副主席，薩空了當上了國務院全國少數民族委員會的副主席，而金仲華則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長。在1942年，他們為爭取美國人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這是黨要求他們按“國際統一戰線”的原則所做的一項工作。

在昆明，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成了反蔣人士和共產黨的同情者的庇難所。雖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開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