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他原定的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仍然遵循歷代統治者一貫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從這句話的內容上（從漢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為平定國內形勢需要動用武力。

蔣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國藩將軍，這位將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很多中國人認為曾國藩應該首先對付當時西方列強的入侵，但這位蔣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卻另有打算。蔣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幾年後，陳伯達（曾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筆桿子”）

在他的《蔣介石——人民公敵》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蔣個石的出路何在？”他說：“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怎樣得到這些東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備忘錄”明確無誤地表明瞭他們的想法。

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份備忘錄是贗品，但這不足以否定上述觀點，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不管這位後來的日本首相田中義——是否是這個備忘錄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國人偽造的，這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

據說田中義把它呈交給了日本天皇，以此作為日本徵服東北和蒙古的計劃。

中國人把這份備忘錄散發到全國，以證明日本的侵略意圖。當然大多數讀者都相信這份檔案是真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後來所做的一切正好與這份備忘錄的想法一致。

備忘錄概述了東北的經濟資源，主張實行“鐵與血”的政策。“它還毫不掩飾地指出：”獲得在滿州和蒙古的實際權利是為了以此為基礎，以貿易和商業為藉口，向中國其他地區滲透。

獲得這些權利就能保證我們佔有全中國的資源，佔有全中國的資源，我們就能進一步征服印度、東南亞群島，小亞細亞、中亞甚至歐洲，“

日本人一直在尋找藉口來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

1931年6月，中國人在一個軍事禁區裡逮捕了四個日本諜報員，日軍遂以此為發動戰爭的藉口。中國軍人在7月1日處決了這四名間諜，但是，“九·一八”事變卻是蓄謀已久的。

事變發生時，少帥正在打內戰，但他決不是沒有力量對付日本人。事實上，他擁有40萬軍隊，大大超過了入侵日軍的數量。

但蔣介石命令禁止動用任何武力。蔣決定對日本的進攻不予抵抗。

於是，在日本入侵後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佈中國將求助於國際聯盟。

據說蔣介石相信國聯能做一些事情，對此，有人用了這樣一句絕妙的諷刺：

“他沒有認識到國聯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樣——那裡幾乎是偉大的政治家們的療養所。”

在一篇充滿“愛國主義”的講話中——如果這篇講話能表現出更大的決心，它就更有份量了——蔣介石號召全體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

但是，在執行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的領導下實現統一，這沒有太大的感染力。

蔣介石的使者去廣州，表示願意為民族利益而與南方勢力達成妥協。

南方同意在上海召開“和平會議”。10月，汪精衛、孫科等左派與蔣介石、胡漢民等有派舉行會談。但是，廣州政府無意讓步。

他們認為，議和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南京政府把統治中國的權力移交給廣州政府。胡漢民雖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這個問題上卻站在左派一邊，並認為蔣介石應該離開中國。

按照蔣一貫的辭職習慣，他準備下野，但不離開中國。

接下來是無用的爭吵。最後，會議決定，在南京和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四大”。

蔣介石答應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辭職。兩個會議按時在11月召開，當事實清楚地表明會議一無所獲時，蔣介石便辭去了一切職務。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後，大約7萬名大中學生湧入南京。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的到來使得因日本入侵東北而引起的騷動達到了極點。

這些學生——從十二歲到十六歲不等——完全自發地在各城市開始抗議，要求馬上對日宣戰。他們用各種方法大聲疾呼，必須把侵略者趕出去。

在一次學潮中，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受到重傷。11月底，大約12000名學生到達南京，並在政府大樓外宿營。他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