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堅信這種天真的想法。

傅敬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邪裡，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僱傭傅敬波的。傅敬波在燕京大學曾是司徒雷登的秘書，他常自信地談到現在共產黨內的“原燕京大學的學生”以及他們對“老校的尊敬”等，好象他們一看到老校長，就會馬上成為親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親信都認為傅敬波是“代表美國國務院”的。

這種誤解使李宗仁固執地認為，即使和談失敗，他也能拋開蔣介石，從而與美國做筆交易。

當一切都失去時，他能以私人名義求助於杜魯門總統。

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時，所有大使館也被要求遷到廣州。

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透過他以前的學生勸說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

在很多國民黨人看來，他的這種態度更加挫傷了國民黨的銳氣，加速了他們在大陸的崩潰。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並不好過，因為很多人來到這裡要他把政府遷到廣州，在那裡反共力量可以聯合起來。李宗仁的處境十分尷尬，他左右為難。他認為和談沒有成功，若把權力再還給蔣介石或許是明智的。但是，蔣介石已不是第一次難為他了，5月3日的重要會談使他清楚了蔣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軍閥閻錫山和其他一些人乘專機飛到桂林。他們下機後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辦公室。閻錫山及其隨行一直與蔣介石有聯絡，他們告訴李代總統說委員長將不遺餘力地支援他。

他們提出了許多準備呈交給蔣介石的建議：國防部長和軍事及政治領導人應有全權指揮調動中央政府控制區的軍隊；代總統、行政院院長在任命及解除軍事將領和行政官員方面應享有憲法規定的主要權力；各地政府應只對代總統及行政院院長負責；國民黨及委員長都不應插手上述事情；運到臺灣的所有金、銀和外匯必須運回大陸；希望委員長目前離開中國到歐美旅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