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的“合法的”敵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計劃使紅軍在江西的實驗成為泡影，但是毛澤東突破了他的嚴密封鎖，率領紅軍和他們的追隨者行軍6000英里，到達了中國西北的陝西省。他們不僅在那裡繼續戰鬥而且徹底推翻了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

對蔣介石來說，第五次“剿共”戰役無疑是一個勝利，但從長遠看，紅軍長征的意義衝散了蔣介石的勝利。因此，這也必須算作蔣介石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勝負的評估表上，這應該算是他的對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丟分。

“圍剿”計劃的全面失敗和西安事變中的慘敗使蔣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別無選擇，儘管他還是希望有更多的準備時間。

我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未至磨爭論過，我認為蔣介石以大撤退爭取時間的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的，但卻帶來了長遠的對他不利的政治後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產黨游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的英雄主義氣概。

而此時國民黨卻聽憑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踐踏。除個別地區，例如“模範長官”閻錫山領導下的山西外，國民黨在大部分地區都未能建立起訓練有素的、成功而堅強的遊擊軍。

結果，抗戰結束時，毛澤東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建立了自己的軍隊。蔣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規模的戰略上，而且很關心中國之外的大國政治，因而忽視了“微型戰爭”，而正是這種戰爭為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實現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目標奠定了基礎。

不僅如此，儘管蔣介石的戰略從軍事常規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階將領看來是正確的，但在國民黨方面卻有一種深深的災難性的感覺。

雖然，面對殘忍的侵略者，他們在轉入內地的過程中經受了種種艱難困苦，但在戰爭初期——從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氣一直很高昂。從1939年初開始，一種腐敗現象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