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會認為我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崇拜者；但是馬克思主義作為反宗教的力量；列寧主義作為革命的策略，卻是不容否認的。

毛澤東看到了接受馬列主義的可能性，並使之適應中國這個農民佔絕大多數的國家的實際情況。他還利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潛在吸引力，而這些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他們的根基。

相比之下，蔣介石和國民黨卻疏遠知識階層，使他們無路可走，只有靠攏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正是孫中山，不是蔣介石，接受蘇聯代表如鮑羅廷的建議，按照共產黨的路線改組國民黨。

蔣介石很欣賞從他開始的一切權力自上而下的等級結構。

但是，毛澤東贏得了農民，而蔣介石卻聽信地主殘酷地對待農民，而且很久沒有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

從蘇聯原有的模式中，蔣介石引進了無孔不入的秘密國家安全機關，大量使用間諜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僅這樣是無法維持他在大陸的統治的。

他認識到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但他試圖創立的新觀念卻讓人難以接受，最後終於流產。

他的“新生活運動”沒有激起普遍的熱情，儘管半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黨”積極推動這次運動，這個“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

這一次，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又略勝一籌，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儘管被當作官方經典大力推廣，但沒有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大多數人對它一無所知。

必須說明，蔣介石面臨巨大的困難：在孫中山革命失敗之後出現了普遍的混亂局面，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者的挑戰，以及日本的入侵，還有他的盟友們不小的判斷錯誤、欺騙行為和對他的背叛。

但我們卻不能站在他一方說他的困難要比共產黨初期遇到的困難大。

毛澤東作為一個處境艱難的少數黨的領袖，在強大得多的政府軍包圍下，好幾年得不到蘇聯的援助。不過，最後蘇聯的援助對共產黨取得優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蔣介石卻失去了相應的外援。

蔣介石犯下的第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最致命的錯誤是在1926年至1928年間向北進軍途中他所產生的征服中國的幻想。在國民黨的史書中，這次進軍叫“北伐戰爭”。蔣介石經過充分的準備，正式接受軍閥們交給他的領導大權，這是一種懲罰的標誌，也是蔣介石的權力膨脹的象徵。

對蔣介石來說，這種權勢轉移是一個輝煌的勝利，因為蔣介石希望用簡單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

也許，這是因為他別無選擇。一些軍閥，例如閻錫山和馮玉祥，力量很強，能夠發動正面進攻。蔣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這些軍閥趕出他們的據點，也不想用他選定的人來代替他們。他希望結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騰出手幹他真正感興趣的事——“消滅共產黨”。

在大陸的其餘時間裡，蔣介石則往往由於草率從事而自食其果。

在軍閥看來，他只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員而已——但無疑是最大的、最有權力的軍閥。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無條件地把他當作領袖，甚至當他在1928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時，他們也依然如此。當有利可圖時，他們會派軍隊支援蔣介石，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拒絕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與蔣合作，在日本侵略時情況是如此，在內戰期間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蔣介石最大的判斷錯誤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時指示張學良不要抵抗。

從軍事角度上講，蔣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這佯的指示。

日軍在裝備、訓練、紀律和指揮上都大大超過中國軍隊，蔣介石的抗戰部署尚在開始階段，他希望能在對日軍進行反擊之前完成這些佈置，以彌補軍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對付日本人之前，如果進展順利，他希望能“消滅共產黨”。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於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慘重的失敗。這就給廣大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以及軍閥一個明顯的印象——蔣介石不準備抗日，他只想讓中國人打中國人。

正因為如此，少帥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獲釋以及周恩來戲劇性的出現使得蔣介石永遠不肯原諒張學良，因此把他無休止地囚禁在屋子裡，這也是蔣介石犯下的一個大錯。

雖然蔣介石常常是阻礙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敵人，但他還有些真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