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卡斯特羅等3人被薩里亞的手下押上一輛卡車，他們在車上見到了在原地被俘5名起義人員。但是，卡斯特羅被安排坐在卡車駕駛室，他坐在司機和薩里亞之間。在途中，他們與佩雷斯·喬蒙司令官相遇。司令官命令停車，並指示將卡斯特羅等戰俘送交軍隊處置。然而，薩里亞中尉拒絕執行司令官的命令，堅持將卡斯特羅等戰俘送交當地警察局。

1953年8月1日午後，從哈瓦那來的記者向警察局請求採訪卡斯特羅，並得到查維亞諾上校的准許。過了一會兒，鬍子被炎熱的太陽烤焦、衣衫襤褸的卡斯特羅被警察帶到局長辦公室接受記者的提問。

卡斯特羅看上去很疲憊，但是，他仍以飽滿的精神回答了記者的提問。在回答中他重複了蒙卡達宣言中一些主張，如：主權歸還人民、淨化國家管理、完善公共健康和教育。另外，他還揭穿巴蒂斯塔在科倫比亞兵營有關“七·二六”事件的講話完全是虛偽的，是撤謊。由於談到了敏感的問題，查維亞諾局長急忙找機會中止了記者的採訪活動。

當天，卡斯特羅被轉移到波尼亞託監獄。隨後，勞爾和其他一些俘虜也被押送到了這座監獄。除此之外，就在卡斯特羅發動“七·二六”起義當天，巴蒂斯塔下令無端逮捕了一些真正黨、正統黨和共產黨人，並將他們關押在波尼亞託監獄。

另外，參加“七·二六”運動的兩位女士艾德·聖瑪麗亞和梅爾瓦，也在轉移中被巴蒂斯塔的軍隊抓獲，並關進波尼亞託監獄同一間牢房，她們在獄中表現出很堅強的意志。

波尼亞託監獄根據上級的命令，禁止卡斯特羅與外界聯絡，因此他處於被隔絕狀態。不過，好在監獄的軍事監督利亞內斯·佩列蒂耶中尉是他在哈瓦那大學法律學院的同學，並表示願意秘密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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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世駭俗的自辯（2）

9月間，由於即將開庭審判卡斯特羅等被俘人員，經商議，哈瓦那律師協會指定有威望的律師豪爾赫·帕戈列雷出庭為卡斯特羅辯護。但是，因當局設定種種障礙，辯護方和被告難以見面，只有當緊急法庭出面干預時，辯護律師才獲准10分鐘與被告見面的時間，見面必須在軍事情報局官員的監視下進行。在這種無法容忍的情況下，由於卡斯特羅本身是律師身份，於是決定自己為自己辯護。

9月21日，是個令全社會關注的日子，因為這天將開庭審判卡斯特羅等人。這天從博尼亞託到司法大樓戒備森嚴，士兵排成了長長一隊，被捕人員在重兵的押送下來到司法大樓。卡斯特羅作為頭號審判物件，被單獨押送到法庭，這天他穿著一身平時愛穿的黑色西裝。一個CMKC廣播電臺的女記者格洛麗亞·奈德拉斯，也是正統黨人，特地從哈瓦那趕來支援卡斯特羅。他看到她很高興，並互相問候。

上午7時40分正式開庭，當法官問到被捕人員時，大家都說：“我們為古巴的自由而戰鬥，我們不為自己的行為後悔。”隨後，卡斯特羅被傳到被告席的凳子上坐下，他面對的是軍事法庭公訴人的提問，他將全面陳述這起事件的因果。在此之前，艾德在致被捕人員的信中請求委託他以小組名義向法庭全面陳述。因此，他一開始便向法庭陳述說：

“我的責任是理性的和感性的。這些青年和我為古巴的自由而鬥爭……我沒有勸說他們，他們堅信，應走的道路一定是武裝之路。”

法官打斷他的陳述說：“你只能回答檢察院的提問。我請你不要把回答當做政治演說。”

卡斯特羅提高了聲調，繼續說：“我的政治是真理！巴蒂斯塔需要戰爭，因為他拒絕任何真正的民主解決方案。”

法官問道：“為了達到你的目的，先生為何不選擇文明道路？先生是律師。”

卡斯特羅很乾脆地回答說：“很簡單。3月10日後，我不能再說話，我徒勞地使用了一切普通手段。最後，我決定求助暴力起義……”

法官問：“先生的意思是說3月10日後不能搞政治？”

卡斯特羅說：“完全如此。”

法官還問道：“可以說一下你如何得到購買武器和組織起義的錢？普里奧總統是你的資助人？”

卡斯特羅在回答中否認了這一點，他向法庭公佈了參加暴力起義人員每人捐款的數額。隨後，在辯護插話中，一個律師問道：“先生與人民社會黨某位領導人合作過嗎？”

卡斯特羅直截了當地說：“沒有，先生。”

公訴方的律師又問：“你看到過屬於阿韋爾·聖馬里亞的某本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