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機,因為太后雖然稱制,卻還不能明目張膽地說天下已然改了姓,因此異姓不封王的耿耿理由,彷彿躲閃不開的軟刀子一般,還得苦苦地挨著。
但孤掌的王相爺如何抵擋得了太后篤定天下的腳步,何況還有陳平周勃這些已經搖動尾巴的老臣子獻媚一樣的擁戴。不久,太后就用明升暗降的人事安排,將王相爺拜為太傅,去做對朝政沒有任何干預能力的帝王師了。王相爺咽不下這口氣,託病請求了退休。此後的王諸呂,就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了。
如此不難知道,這位被劉皇帝稱譽為足以安劉的絳侯爺,實在是在呂太后偷天換日的節骨眼兒上,根本置劉皇帝生前約定的既定方針於不顧,甚至對新主子及時給予了道義上的支援,對天下易主,採取了姑息縱容乃至跟從的態度。這當然可以理解為是明哲智慧的自保,也許無可厚非,但卻也再不配高擎安劉的大旗,充當什麼救世的功臣了。
誠然,呂氏集團的最後覆亡,絳侯爺軍門一呼,將士左袒,關鍵時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似乎很像他標榜的那樣,所謂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別人遠不如他。但這至多就是縱火犯良心發現變身做了滅火的消防員,滅火的功勞究竟是拜賜於當初的縱火劣跡,沒甚資格可以誇耀什麼安了。正如前人所說:陳平、周勃不以此時極諫而顧阿諛曲從,乃致釀成其禍,他日雖有安劉之功,僅足以贖今之罪耳。(凌稚隆《史記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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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安·安的成本(2)
當然,絳侯們的縱火行徑,還可以從政治智慧的角度進行詮釋。譬如在呂太后作為實際的最高統治者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囂張時期,作為劉氏的忠臣,有必要潛伏爪牙先行忍受,等待時機一旦來臨,再去將劉氏的天下還給劉氏。只是絳侯爺們的忍受,幾乎是在抖著擁戴的機靈,替太后的變天推波助瀾,這樣的忍受潛伏,實在逼真得令人無法相信那究竟是否忍受潛伏。而且,正是在這種逼真忍受潛伏的氛圍烘托下,太后她老人家對劉氏子弟實施了肆無忌憚的剃刀式的荼毒,劉氏子弟批次凋零,可憐高皇帝,拼了自己的性命掃除掉異姓諸侯締造的穩定江山,卻被枕頭邊的貼身老婆,進行了另一番的異姓宰割。
用這樣慘痛的成本來成就對劉氏的安,不知地下之高皇帝當做何想,或者如王相爺所指出的,承擔安劉重任的絳侯們對劉氏子弟的如此破費,將何面目見高帝地下。
再者,後來的誅諸呂,未必僅僅是安劉這麼純粹的單一目的,或許更根本的,恐怕還有針對呂氏集團的種種不滿,而非對其外姓干政的違反原則,否則就不必等到呂后死掉才來講究那些原則了。
說到底,安劉個案,立論原在劉皇帝。而大凡長官乃至最高長官,往往喜歡苦大仇深的卑賤人。這樣的人得罵就罵,之後卻面不改色,了無掛礙,繼續死心塌地,骨子裡就是皇上那一屁股蹲兒的,因此很容易成為親信死黨甚至奴才。所以高皇帝對他們,不能不投以另眼的看顧。譬如定天下之後的殺功臣,一般並不會將絳侯爺之流列入名單的,甚至屠殺異姓功臣的隊伍裡,往往是他們作為心腹大將掛銜的。這道理或許也可以這樣替劉皇帝著想:絳侯爺這些在司馬太史眼中鄙樸凡庸之人的功名,往往都是因劉皇帝而起的,沒皇上便沒他們的今天,所以原則上理當屬於忠心;而韓信英布這些志與眾異之輩,劉皇帝的江山則是因他們而得的,沒他們便沒有劉皇帝的今天,所以原則上他們才該是不安分的。因此安劉的重大歷史責任,劉皇帝只能安排給絳侯爺這樣的人了。
誠然,天下姓劉還是姓呂究竟哪個更合適,在後人以及當時的百姓看來,也許無關甚緊要,安不安劉的,也許不是什麼天大的攸關事體。司馬太史就曾高度評價呂姓時期道:
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這樣的班班業績,應該說起碼不輸於高皇帝時期什麼,或者說各有千秋總是可以的。不過,這於安劉,似乎是另外一個話題。終究,在高皇帝對絳侯爺期許的安劉契約中,在乎的僅僅只是劉氏血統的延續與否,而絕對不允許比較劉氏與非劉氏統治水準的高下。
至於絳侯爺的重厚少文,或者世家裡評價的所謂木彊敦厚,自然和他早年外來拆遷戶又從事編織竹篾葦篾的養蠶用具以及為人吹簫從事喪葬幫工之類的卑賤出身大有關涉。更可貴的是,絳侯爺對諸生說士的態度,也十分的蠻橫不客氣,這卻和高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