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簽到的時候，前面兩個相同地域的男孩順理成章地攀談起來，而結伴來的孩子們更是有說有笑。在嘈雜的人群中孑然一身的我顯得特立獨行，我一言不發，低垂個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坐了下來，努力地平息內心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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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

選了第三個題目來寫，第一屆的得獎選手劉嘉俊提了一臺筆記本進來，播放了一個windows　98的屏保程式，而那就是此次的考題。十五分鐘的構思，兩個多小時的奮筆疾書，我編織了一個並不完美的愛情童話，直到交卷，那團糾纏在一起的線條依然縈繞在我眼前。

那天晚上我和媽媽走在華東師大對面的大街上，在超市的門口看了眼冰櫃的哈根達斯，又轉身進了路旁的小吃店，吃了盤很好吃的魚香肉絲蓋澆飯。

隔天的頒獎典禮，我依然還是一個人，繞了很遠的路才找到青松城大酒店，安靜地坐在後排，做著最後的祈禱。我一遍一遍默唸著自己的名字，以至於當主辦者念出我的名字時，我產生了剎那間的恍惚，那“霍豔”兩個字究竟出自誰的口中？直到旁邊的人把巴掌拍得噼裡啪啦響，我才相信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和聖潔的耶穌同時顯靈了，我深吸一口氣，慢慢地走向臺前，平靜地接過了有機玻璃做成的獎牌和獎狀，成了新概念作文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一等獎。

2002年的冬天，我十四歲。

當我拿了獎以後，我才發現自己的野心遠不止如此，在我問同桌我出書的機率和他登入NBA的機率那個大時，我已經開始暗自為出書做著準備。

佩服那年的自己擁有無窮無盡的精力，與文字為伍的日子每天都是愉悅。新概念的奪冠幫我開拓了一種生活新的可能性，，一種從醜小鴨蛻變成白天鵝的可能性。

當寫作的潛力得到肯定後，激發了我對文學更大的興趣。每堂無聊的課（基本都很無聊）我在筆記本上塗抹畫畫，每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把列印紙壓在作業本下，一磚一瓦地構建自己的文學城堡，還要時刻應付父母的突擊檢查。他們始終把我的獲獎看做一種瞎貓撞上死耗子般的幸運，不是我開了智慧的天眼，而是評委們不大長眼。

同時，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寫作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事情，創作的痛苦不被人所理解，創作的喜悅不能與別人分享，當作品完成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一個人在戰鬥。如果有時空穿梭機能回到我十四歲的那個夜晚，看到的會是我在窗前伏案的剪影，一杯速溶咖啡，一沓灑滿月光的影印紙，幾根藍色的簽字筆，伴隨著卡式錄音機裡流淌的渾濁的旋律，一天的創作緩緩開始。每天都給自己規定了三千字的創作量，可往往是寫到欲罷不能，戀戀不捨地睡去時已是凌晨時分，六個小時後又要爬起來穿上校服變成茫茫人海中被淹沒的分母。

那時最喜歡去的地方是東直門附近的幾個小商品批發市場，買漂亮的本子和流暢的水筆，讓寫作變成一種崇高的儀式。直到現在我還珍藏著十四歲的手稿，寫滿四張列印紙正反面就是一篇完整的小說，再工整地騰到筆記本上，等週末敲打在鍵盤上已是第三度創作。

我對文學開始逐漸樹立起崇敬的心理，他們在我心中劃開了一個口子，讓源源不斷、被應試教育擠壓的思緒找到了一個宣洩的途徑。我逐漸地分裂為不同的個體，白天是循規蹈矩的中學生，晚上則成了一個可以自由操縱文字的魔法師，在文字中我則與筆下的主人公融為一體，時而穿著紅舞鞋流浪，時而在地下鐵裡穿梭，時而痛飲一杯叫醉生夢死的酒，在平凡的外表掩蓋下，我擁有了一個情感豐沛的新世界。

而選擇把作品出版，則是為了把這十四年豐富的情感世界拿到世人面前炫耀。

而在十四歲出版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因為十四歲以後再犯罪就要負法律責任了，十四歲在我心裡是一個嚴肅的、是否能夠承擔責任的分界。

那時的青春文學遠不如現在這般紅火，除了一本韓寒的《三重門》，基本上沒有能被記住的作品。我在書店裡逐一抄下了出版社的名稱和電話，一家一家打過去向編輯們推銷我自己。

雖然有新概念一等獎的身份，但當整個青春文學市場還屬於荒蕪的情況下，沒有一家出版社敢貿然接受我的作品，我選出最滿意的作品一封一封郵件地發過去，然後趁著課間跑到老師辦公室挨個打電話尋求迴音，得到的卻總是不經如人意的回答：“市場前景不樂觀、內容太過晦澀、文字不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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