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題，試探人民意向。這不能不使共產黨擔心。更何況，渡江以後，蔣介石從幕後走到臺前，正在絞盡腦汁地想把美國拖下水。

本來，解放寧、滬、杭，只用三野便夠了，為了對付美國可能的干涉，

中央軍委在佈置渡江戰役時就作了考慮：在三野進軍寧、滬、杭的同時，二野渡江後直插浙贛鐵路，解放上饒，把國民黨在華東的湯恩伯集團和在華中的白崇德集團隔開。向西可以對付白崇禧集團，向東則可作為三野的戰略預備隊，準備對付美軍的登陸。

第二種危險更叫陳毅他們擔心。

從農村進入城市不是一個簡單的區域遷移問題。

對於許多出生於農村長期在農村浴血奮戰的軍人來說，在農村他們如魚得水，幹起工作來也得心應手，可是要他們突然間換上便衣，走進城市去做“官”，不免會遇上許多新問題。其中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即進城後究竟應該依靠誰？七屆二中全會和華東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則是：“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者，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站在我們這一邊。”可是這些在漫長的戰爭年代已習慣以貧僱農為依靠的幹部卻認為應當依靠城市貧民，甚至對民族資產階級存在敵意。

正因為這些基本問題把握不清，結果渡江戰役後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開倉濟貧”。就像以前在農村常常做的那樣。

無錫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給工人增加工資，嚇得資方逃跑。

軍隊的紀律也不盡令人滿意。

南京解放後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軍戰士衝進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住處。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議，華東外事處處長黃華正在處理。

駐防南京的某軍，未經請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髮店、電影院免費招待解放軍5　天。

南京市駐軍一個營教導員，與群眾聯歡時應邀簽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報在“共產黨中將×××談形勢”的通欄標題下刊載了一塊謊話連篇的文章，並煞有介事地登著照片。組織上“按圖索驥”查到這位教導員。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親筆籤各，吃驚得全身發麻。

4　月28日，陳毅和劉、鄧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蔣介石的“官邸”，誰知這座花園洋房竟住進了騾馬團。

上海的政治社會情況更要複雜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準備，真不知要出多少亂子！

準備接管上海的幾千名幹部，大部分還在江北，尚未到蘇南來集中學習。

上海，人口600　萬左右，工廠1。2　萬餘家，工業總產值佔全國二分之一。

商店6　萬餘家，貿易額佔全國將近一半。每天需要供應食米400　多萬斤，煤炭20萬噸，目前據可靠情報，上海存糧存煤已岌岌可危，工業原料棉花等等同樣緊張，可因渡江前後，大批軍隊、民工及軍用物資都要沿鐵路由北南調，鐵路運輸太擁擠，米、棉、煤，這“兩白一黑”都還未來得及準備好。準備代替金圓券的人民幣也因火車車皮緊張還沒有運到。

陳毅感覺到身上的擔子太重了。

丹陽，南京和無錫之間一座民風淳樸的小縣城。由於總前委的遷入，一下子變得人多了，擁擠了，忙碌了。來來往往的人中有穿黃布軍裝、灰布軍裝的幹部，也有穿便衣的幹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幾位略帶上海口音、身著西裝、風度翩翩的人物。這些都是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們趕來丹陽，為的是協助總前委的接管準備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幾個月前還是上海關勒銘金筆廠的“副董事長”的劉曉。他是特奉黨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轉道到北平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與他一同北上的還有在香港九龍千家駒研究所做研究準備工作的陸象賢、吳滌蒼，途中3　人化妝成販貨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煙臺的英國貨船，因遇風暴，誤了會期。在北平他們詳細地向毛澤東同志彙報了上海各方面情況。

吳滌蒼甚至為毛澤東計算出如果沒有環衛工人，上海3　天就會變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　天的垃圾將會淹沒繁華的南京路。渡江戰役展開後，劉曉和陳毅同車南下到了丹陽。

有“神秘人物”劉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負責人之一，專管情報和海、陸、空（電臺）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的地下黨員們，曾經把許多蓋著“絕密”

圖章的國民黨檔案，化成電波或變成“藥丸”、“膠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