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如此，百姓如何？

人禍不止，天災又降。中原各省自萬曆十年後，年年有災民流離、哀鴻遍野。史書上頻頻出現“水旱相仍，大飢疫，人死無數”的記錄。

萬曆十四年，南京給事中孫世禎上疏，說：“承運庫買金珠寶玉至十九萬有奇，若少減數萬，即可活數萬垂死之命。”（《國榷》）

萬曆聽不得這個，下詔處孫世禎罰俸。

萬曆二十一年，又有官員報告，饑民艱難，有以食雁糞、樹皮才得以存活的，並將實物及“人相食”圖畫呈上，企圖打動“聖心”。結果是鄭貴妃拿出五千兩銀賑濟了一下——以後怎麼辦，那是百姓自己的事。

萬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呂坤上《憂危疏》，幾乎是在哀告了：“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代去者賠糧，生者為死者頂役。破屋頹牆，風雨不蔽，單衣溼地，苫蒿不完。兒女啼飢號寒，父母吞聲飲泣。君門萬里，誰復垂憐！”（呂坤《去偽齋集》）

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難以掩飾對現實的恐懼：“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竿非遠！”（《明史》）

草民也是人，總不能靠喝西北風過日子，總要讓人家有條活路。

國衰而思良相。

到萬曆末年，人們終於哀嘆；世間已無張居正！

——“父老憶海晏河清之時，士大夫追綱舉目張之日，有穆然思、慨然嘆者。”（呂坤語）

當年因反“奪情”而受杖刑的那個鄒元標，在家鄉講學30餘年，終與顧憲成、趙南星成為赫赫“東林黨三君”之一。天啟元年（1621），他再次被起用，當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於時事，上疏稱“居正功不可沒”（《明通鑑》）。天啟帝遂為張居正恢復生前原官，並給祭葬禮儀，張府房產尚未變賣的一併發還。

崇禎三年（1630），禮部侍郎羅喻義等再論張居正事，崇禎帝下詔發還張居正親屬官蔭及誥命。

崇禎十三年（1640），又應張居正之孫張同敞之請，恢復張居正諡號、榮銜，恢復其子孫錦衣衛襲職。

張居正冤案，至此全部平反，距張居正之死已58年。

但是——晚了！

此時的大明，國勢崩壞已日甚一日。內有義軍蜂起，外有滿州女真進逼；將士不任戰，文官照樣貪。崇禎帝“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林潞《張江陵論》）。

重返清平之世，可得乎？可得乎！

次年，崇禎十四年一月，李自成大軍攻下洛陽，鋪開了問鼎中原的雄圖。

在洛陽，義軍擒住了封地在此的福王。福王常洵是萬曆帝生前最喜愛的一個皇子，為萬曆寵妃鄭貴妃所生。萬曆本想把他立為太子，但受到群臣阻撓未成，於是將他封到富甲天下的洛陽，聊作補償。之國時，一次賜給福王兩萬頃良田的稅銀。萬曆年間朝廷派出的礦監、稅使，所掠來的金銀也大多是供福王用的。

而福王仍嫌不足，又上奏萬曆，要求把抄沒張居正的財產，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雜稅並四川榷茶、鹽井收入全賞給自己，又請領鹽引一千三百，設店洛陽，壟斷洛陽鹽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明史&#8226；朱常洵傳》）。

義軍進逼洛陽時，致仕後住在洛陽的原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寫信給福王，勸他捐一些錢糧作軍餉，以助守城。

福王愛財如命，就是不答應。死到臨頭，他仍是“　日閉閣飲醇酒，所好唯婦女倡樂”。軍士皆不願用命，憤怒高喊：“王府金錢百萬，就讓我輩餓著肚子死於賊手嗎？”最終譁變，開城門放義軍進入。

福王化裝縋城逃出，藏在東郊的迎恩寺，次日被逮。呂維祺亦被俘，見到福王，便激勵道：“王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吳偉業《綏寇紀略》）

福王呆看呂一眼，默無一語。

李自成見福王是個混吃等死的傢伙，下令宰掉了。

福王體態肥碩，重300餘斤。義軍將福王的一身肥肉割下來，與鹿肉一鍋燉了，曰“福祿酒”，大犒三軍。

——若萬曆地下有知，將如之何？

張居正徹底平反4年後，崇禎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大軍克太原、佔宣府。三月十七日，圍住北京。城外駐有京軍三大營，竟一起反水，反向城裡發炮，轟聲震地！

城中只有老弱京軍約四萬和太監三千餘人守衛，“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