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衝突達至頂峰，同盟會以《民報》為據點，和保皇派展開論戰。後者的機關報《新民叢報》連載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等文，以開明專制為論戰依據，《民報》則刊登《〈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對其予以迎頭痛擊。

不但保皇派和革命者之間意識涇渭分明，就是革命者內部，也有激烈和穩健的分別。1905年夏，陳天華投海以後，留學生那邊革命派分裂為兩種意見：一派是宋教仁、胡瑛等人主張立即退學回國革命，一部分是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人主張應該謹慎從事。於是宋教仁和胡瑛組成了一個學生聯合會，在勢力最盛的時候，聲稱要胡和汪以死來謝罪，其中女同志秋瑾非常激烈，範源濂因為怕她而躲在醫院裡面，誰知被她找到痛打一頓。有一天秋瑾和同盟會幾個省的分部部長邀約胡漢民和汪精衛談話，汪精衛有些疑懼，堅辭不去，胡漢民乃翩然獨往，到會後他詳細闡述了革命者應有之立場，最後令秋瑾表示折服，說到痛心處，甚至把在場的胡瑛說哭了。

至於改良派的海外運作，上書的內容應該是當時知識界所能接受的*常識。這個*常識之所以引起注意，不在其內容，而在其形式。什麼形式？就是他訴諸的物件。他訴諸何種物件？在慈禧發動政變之前，訴諸光緒帝，這個也無可非議；但在菜市口血案，以及搜捕流放、拘禁皇帝的局面之下，仍然傻子的條件反射一樣上書，名義上還是針對皇上，實際直接和最後物件是慈禧，要她來參加他們的憲政遊戲，那麼意義為零。

改良派的運作成為與虎謀皮，成為一種天方夜譚，海市蜃樓。

因為在專權者的手裡，不可能產生專制意志和民間訴求的和解與互動。

如果改良派的憲政運動是針對新一輪革命和*的發動，那麼他成為時代先聲的可能性就會增大；倘若他不過是要和*意志勾連，玩一種他們認定的改良遊戲，那麼這個改良，就成為一種傳統的政治騙局，併成為一種新禁錮之開始。

在與清廷積極合作的智識者中，楊度又和康、梁有別。他較之後者更注重一切機會。

楊度反對以革命手法對付清王朝。在他的長文《金鐵主義》中，他以為法國數十年流血遍地，俄國亦然，只有英國最好，王政復古，國事安全。

但他也承認，譬如俄國，政府過於強暴，慘無人理，罪惡專制有如蛇蠍，而被政府之壓抑既久，怨恨太深，故一發而不可收拾。

他在此文中又說，舉兵以抗政府，很少沒有被政府軍打敗的。譬如普魯士、俄國改造君主立憲即是。但是民軍雖敗，卻喚起全國輿論。“兵力之武力雖敗，而輿論之武力終勝”。所以他以為，唯輿論才是造成勝利的根本。憲法得以實施，國會得以召開，最終將歸功於輿論，而不當歸功於兵力……

五大臣出訪的依託（1）

當1906年9月，張之洞奉上諭：載澤等陳奏深以國勢不振，由於上下不能相連，內外隔閡，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時處今日唯仿行憲政，大權統一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亟應先將官制次第更張……以預備立憲基礎（《張之洞年譜》）。

一個“大權統一”，一個“但是”，所有努力全打水漂了。

到了次年的夏天，安徽巡撫恩銘被道員徐錫麟行刺出缺，張之洞立派第八鎮統制張彪，乘軍艦前往彈壓。

清廷命令張之洞，立憲之道宜如何進行，各種奏摺在外呈交地方大吏，取其切實正大者，選錄代奏。

因吳樾事件後，再次出訪分兩路，日期、路線對外界保密。戴鴻慈、端方一路，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一路。

熊希齡跟隨的是端方一路，他在上海等候，這一路共有33位隨員，經費是26萬兩銀子。至於考察報告，各團員都大感頭疼，所以到日本後就先期將工程發包給楊度。半年多時間，遊歷了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俄國、義大利等國。熊希齡到了義大利，不再跟團，趕緊打道回府，理董考察報告事務。他專門到日本，去找楊度要稿子。

楊度認為當時的清政府，為列強欺凌剝奪，“今政府之對於外，則贈禮之政府也。所贈者，國民之經濟而已。其對於內，則竊財之政府也。所竊之財為何？國民之經濟而已。其不負責任如此，故吾今日所主張之唯一救國方法，以大聲疾呼號召於天下者，曰‘開國會’三字而已。無國會必無責任政府，此如車之兩輪……”（《金鐵主義》第三節）此文作於1907年。文章奇長，實為一專著。對社會、對皇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