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贊助和深摯的友誼，於是所受環境的逼迫也一天天加甚。我參加蔡孑民、宋慶齡諸先生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不久以後，便不得不暫離我所愛的職務而作歐洲之遊。在這時候的情形，以及後來在各國的狀況，讀者諸君可在《萍蹤寄語》初集、二集和三集裡面看到大概。我於前年九月初由美回國，剛好環遊了地球一週，關於在美幾個月考察所得，都記在《萍蹤憶語》裡面，在這裡不想多說了。回國後主辦《大眾生活》，反映全國救亡的高潮，現在有《大眾集》留下了這高潮的影像。隨後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這在本書《在香港的經歷》一文裡可見一斑。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我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同胞共赴國難；一面儘量運用我的筆桿，為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討的責任，一面也儘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十幾年來在輿論界困知勉行的我，時刻感念的是許多指導我的師友，許多贊助我的同人，無量數的同情我的讀者好友；我常自策勉，認為報答這樣的深情厚惠於萬一的途徑，是要把在社會上所獲得的信用，完全用在為大眾謀福利的方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