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他平日在此雜誌投過稿而列入徵文之列，但在他自傳裡絲毫未提及。《東方雜誌》（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記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是：‘廢除軍備、國界、種族而臻於大同’。”這種理想，當然來自傳統儒學與在巴黎留學時親身體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息戰思潮。1931年，中國正經歷“9？18”事變，慘受日本及列強的侵略，祖國能無軍備嗎？多年後，先父又奉命出掌國民黨軍隊財務與軍需署，所管正與軍備有密切關聯，與他剛回國的理想相去甚遠，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在*的大時代中，有幾人還能緊抱自己最初的夢想，而不為時勢所推移？（劉瑞林編，《溫故之五：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選擇（上）》，廣西大學出版社；劉仰東編，《夢想的中國：30年代知識界對未來的展望》，西苑出版社）

1933年夏他的留法同學汪日章（1906—1992）來信，那時汪任軍事委員會機要室秘書［主任是毛慶祥（1898—1998）］，謂該室有一中校秘書缺，問他“願否屈就”，先父認為這是一大好機會，隨著向鐵道部請假赴廬山，與毛慶祥及汪日章同見蔣，蔣看他履歷書，知道他為滬江大學畢業（蔣曾資助陳舜畊念滬江大學），又留學法國，即說：“好，好，好好工作。”（按：這就是蔣最早期的“侍從室”，是從1932年南昌“剿匪”時開始的。到抗戰時，才擴大編制，正式稱為“侍從室”，只是蔣比較低調，其實這裡麵人才濟濟，尤以抗戰時為然，是蔣培育及觀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臺灣曾提及該次去廬山一逸事。一日，與汪等出遊，帽為風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聲向先父笑道：“你出頭了！”此次廬山之行，確是先父一生關鍵的轉折點。汪別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蔣事業之巔峰時，即1938年抗戰初，離開蔣侍從室少將第四組長的職位，去從事他的油畫生涯。他留法時原是學藝術的，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今中國美術學院）校長。先父周圍，就有多位類此視富貴如浮雲、有胸襟的道義之交（可參見敝著《黃金檔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從官交來父親的履歷書，上面有蔣的批示：“準派為機要科長”。換一個人，一定非常高興，留學巴黎大學，拿了碩士回國做個科長也不算過分，但我父親看了：“大吃一驚，我對慶祥兄說：這絕對不可能，必是委座筆誤。慶祥兄認為不會錯，委座對你印象一定特別好。”但先父堅持要毛慶祥再請示蔣。次日清晨6時，汪日章打電話給父親，“委座囑即往見，至則見委座正在庭前靜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時坐畢入書室，囑我進見，微笑對我說：你還是先做少校秘書，好好從小做起。”（1933年父親進入蔣機要室的任命狀）先父就是這樣極本分的一個人，不躐等躁進，從基層切切實實幹起，由這樣開始，蔣介石對先父的信任，漸漸超過了與他淵源更深、曾資助念大學的陳舜畊。在服務半年後先父就晉升中校密電股長，掌理蔣與全國政要將領間密電本的編制與配發，並協助“黑室作業”，即蔣的侍從室著名於世的密電室。　。。

服務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夫婦建立的淵源（2）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別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陳銘樞早有叛變跡象，10月初即陸續有各方面情報，我們截譯密電工作也特別緊張，有一天，我適在黃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辦公室，得知正截獲了一通無線密電，已譯出了幾個字，後經再三推敲，竟將全文譯出，暴露了全面叛變計劃，立刻送上委座核閱。此乃敵人自己供給的資料，比任何情報可靠。這也說明為什麼，委座特別看重這一項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閩變”，也間接證實了先父從一開始就受到蔣的信任，進入了最機密的中心。

1934年7月，航空委員會改組，蔣兼任委員長，不久義大利墨索里尼徵得中國同意，派了一空軍顧問團來華，團長為義大利阿比西尼亞民族英雄勞第將軍（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書，其條件是此秘書必須為蔣委員長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會到差（據汪日章回憶說是他推薦的，參見汪日章等著《在蔣介石宋美齡身邊的日子》），開始了他在國民黨政府空軍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會秘書，而筧橋航校秘書，而航委會主任秘書、經理處副處長，最後一職為空軍上校經理處長。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變，蔣夫人宋美齡應變出任航委會秘書長，晉升先父為主任秘書（《國民黨軍事制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