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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莊子跑警報”（2）

以上面一些軼事觀之，劉文典被時人目之為“怪”、“狂傲”，評語相當精當。從他的身上，我們依稀看到了魏晉人物的風采。但是在劉文典的“怪”和“狂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劉文典對待世事人情，無虛飾、不矯情、不失赤子之真，“君子坦蕩蕩”。對朱自清、沈從文等劉文典並沒有什麼私人過節，對陳寅恪他也不見得有什麼私誼，然劉文典以他的“學問”標準衡定輕重，決定親疏，他的這種率真和坦蕩卻也能見出其可愛處。而在抗戰時期艱苦的生活中，劉文典的這種率真和坦蕩則尤顯得可貴。

劉文典小傳

劉文典（1889—1958），著名教授、學者。字叔雅，原名文聰，筆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懷寧。

劉文典幼年被送進教會學校讀書。1906年入安徽公學，師從陳獨秀、劉師培。1907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東渡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同時隨章太炎學《說文》。居日本期間，愛國主義思想日趨成熟，參與編輯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宣傳愛國思想和反清綱領。辛亥革命爆發後，劉文典回國，在上海同於右任、邵力子等辦《民立報》，任編輯兼翻譯，以劉天明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宣傳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範鴻仙，兩人身亡，劉文典也手臂中彈，但所幸未有大礙。“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劉文典也於是年再渡扶桑，參加了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並任孫中山的秘書，積極從事反袁活動。袁世凱倒臺後，軍閥混戰，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劉文典感到苦悶、彷徨和失望，從此毅然遠離政治，立志從事學術研究。1916年從日本回國後，由陳獨秀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時年27歲，由此開始了他的著書立說生涯，直至終老。

從1916年開始，劉文典就擔任《新青年》雜誌英文編輯，介紹叔本華等哲學著作，譯有《進化與人生》、《進化論講話》、《生命之不可思議》等。1927年夏，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積極籌備安徽大學的建校工作。第二年，劉文典擔任法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行校長之職。1928年11月，因當面頂撞蔣介石，他險遭槍斃，後被釋放。1929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學教授。不久，應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之邀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並一度代理過中文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平淪陷，劉文典未能及時隨學校轉移到後方，整日閉門不出。1938年下半年，他輾轉來到昆明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1943年，因故被解聘，轉而執教雲南大學文史系。解放後，劉文典繼續在雲南大學任教，先後開設“溫李詩”、“杜詩研究”等課程，還主持杜甫研究室，被評為國家一級教授。

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因肺癌在昆明病逝，終年67歲。

“盡載一切眾生，開到永遠太平的地方”（1）

戰爭劇烈地改變著社會，世間所有的一切都因為戰爭而處於失衡的狀態。當然，戰爭也會改變處於其中的每一個個體的生命軌跡。應該說，抗戰之前的豐子愷並不追蹤社會的熱點問題，他並不是一個熱心於政治的革命家；我們甚至可以說戰前的豐子愷於社會是隔膜的，他全身心地融入自己的藝術世界中，吟詩、作畫、飲酒……在童真和自然的天地裡他充分感受著人生的真諦和生命的樂趣。我們可以這樣說，抗戰之前的豐子愷是有幾分出世的，豐子愷故居他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都市隱者。但戰爭卻改變了這一切。在抗戰爆發之後，豐子愷的生命軌跡發生了什麼轉變？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他的目光停留在哪裡？何處是他的牽掛？

抗戰爆發以後，過去集中在都市的藝術家、作家開始奔向抗戰的後方。尤其是在上海戰役爆發之後，文化人紛紛南下。但是，此時的豐子愷卻並沒有加入這支南下的文化大軍，而是舉家由杭州搬遷至他的故鄉石門灣。對於一個在戰前幾乎是不問世事的藝術家，在此時有如此行為當然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對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