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寫毛筆字，那時我就顯出很不高興的樣子。我家也有用墨的時候，不過就是過新年的時候，爸爸自己磨了一硯墨寫春聯，爸爸也寫得一手好毛筆字，但他很少給人家寫，我不知道為什麼，也許爸爸太忙了吧，他那時候當生產隊長，哪裡有閒情去寫字呢。生產隊的工作千頭萬緒，他寫對子也是在大年三十的早上開始寫到傍晚，他不僅寫自己的，也寫伯伯叔叔家的，所以這一天他不停地寫，講究一定的速度，要趕在除夕的爆竹聲響之前寫好，我連插嘴問問的機會都變得渺茫了，往往這個時候我就想起寫毛筆字的老頭來。

這個老頭不是我們同村的，但同我們鄰村，是同姓，同一祖宗的　。新年時，我們村子裡的書館（舊時是一間書塾）成了土地廟菩薩的暫時寄居所，每年年初十敲鑼打鼓把菩薩接回書館，到了年十六又敲鑼打鼓送出去，往往在這個時候，我見到他也擔著供品來拜菩薩了。

而對於他更多的瞭解卻是出自奶奶和爸爸的口中。那時候鄉間沒有電視，每到夏天的晚上，我們幾姐妹就躺在門口那幾塊涼浸浸的石塊上聽奶奶講“咬容婆”的故事，聽得毛骨聳然，每每這時候，我總是以不敢睡的理由讓奶奶講更有意思的事情。奶奶就雜七雜八地亂鬨著我們，當然趁這個時候，我就問起那個老頭來。奶奶一說就來勁了，從奶奶滔滔不絕的敘述中，我對那個模糊的身影越來越清晰，原來他是遠近幾條村子裡唯一的一位大學生，在七十年代末，八時年代初，一個大學生的頭銜足以令你震懾，就象你聽到三國時屬國的宰相諸葛亮一樣，他以智慧的化身名傳千古，可見文化的人格亮度真的能穿越歷史的長長隧道，照亮了一代又一代。

一位大學生理應居高位，任要職，享受國家優越的待遇，他何以躲在這個窮鄉僻井，變得默默無聞呢，　那時候滿腦袋的盡是疑惑不解。我終於帶著這個疑問走進了學堂，為了寫好那幾個東倒西歪的字，我的心思全用在了學習上，再也沒有精力旁移了，在每天的塗塗畫畫中，我完成了一年級的課程，又升上了二年級。開學了，才知道我們二年級的老師因工作調動到鎮中心去了，而我們班暫時找不到代課老師，我們在痴痴地等了一天又一天，終於在第二週的週末等來了一位新老師，上課鈴一響，我們的目光都集中在門口耐心的等待著那位新老師的出現，我們用沉默來迎接。新老師終於出現了，他就是我們鄉里出了名的大學生，那位寫對聯的老人。他蹣跚著走進教室，一雙雙稚嫩的目光望著這位新老師不知是驚喜還是驚奇，我正在胡思亂想著，他已經一步跨上講臺，用盡全力把頭抬一抬，似乎要把那佝僂的身子拉直。他開口了，用地地道道的本地方言講了幾句開場白，然後就慢慢的轉過身，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上“今天上學”幾個正楷的大字，我們第一節課的內容就是寫這幾個字，他提出嚴格的要求：1、要寫滿格 2、要寫兩頁。我按照他的要求寫了整整一天，因為他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實在太高了，我們寫字的時候是從來不寫滿格的。過了兩天，那作業本發下來了，我們班九位同學中，我得　了最高分，我與他們的根本區別就是我的字滿格。這位當年出類拔粹的大學生，在我們班任了一個星期課，就被另一位比他年輕得多的老師代替了，*門無能為力再提拔他，因為他確實已超過了退休的年限。後來我才知道他當年已六十五歲。

後來我不斷聽到關於他許多傳奇式的人生，這些訊息大多從我父親的口中傳出。解放前他是進入嶺南最高等學府——中山大學攻讀，並且每逢考試都排列第　四名內，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大學生。魯迅有句話叫做“物以稀為貴”，在那個年代，大學生寥若星辰，他的文憑一定具有震懾四方的威力。最令人羨慕的是他當年到過國外講學，後來因家庭的牽掛，他才從國外回來，仍然當老師，那個時代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黑暗時期，由於他的文化程度高，他當了國民黨政府部門的一個小小職位，也就是“縣參議”，大概相當於現在鎮一級的最高行政領導，也就由於這個頭銜，使他的命運走向了坎坷。他當不了幾年，全國解放，他被定為“四類分子”，從此他被下放回農村，當了地地道道的農民。*，他又成為批判的頭號人物，連地地道道的農民也做不成了，常常面前掛著那個沉重的大字牌，遊街批鬥，他的妻子無法忍受就自殺了，剩下了幾個兒女，生活變得更艱苦。很不容易捱到了十年浩劫過去，改革開放的大好時光到來，終於有人慧眼識英雄，想再次請他出山，但他已年事太高，無法再勝任什麼，還是在鄉間做一位農民。

有一天，村子裡來了一個人，說是他的同學，給了他五百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