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精神風貌很不相符的。

我們分明地感到，葉正明在說到這裡的時候頗動了感情。他先講述了“脫黨”的事，因為這事與廣州起義直接相關，我們遂一起重溫了75年前那個可歌可泣又讓人扼腕的歷史片段。

在廣州發動起義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決定的。1927年的12月7日，張太雷主持中共廣東省委的常委會議，在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後，會議將起義發動日期定在12月13日，組成了起義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並決定由葉挺出任起義軍軍事總指揮。

然而，鑑於葉挺是被蔣介石通緝的要犯，從保障安全考慮，起義領導人之一黃平建議不宜過早通知他。結果臨起義發動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來廣州。而實際上，當葉挺到達指揮部時，離起義爆發只剩下幾個小時了。正像起義的領導人之一聶榮臻回憶所說：作為廣州起義的軍事指揮，葉挺“是在什麼情況都不清楚的狀態下來指揮起義的。”

就在葉挺到達後的這幾個小時裡，葉挺首先與起義最高領導們碰頭，由此得知中共中央對起義的正式指示，瞭解到起義領導班子在他到達前進行的起義準備，設定的行動方案，以及對敵我力量的對比和分佈。

繼而，葉挺召開了戰前調查會，與參加起義的中層領導者們見了面，對起義參戰力量的戰備情況、武器裝備，對作戰目標情況的掌握，起義後各部之間的呼應，以及戰場救護和後勤保障等問題，作了詳盡的瞭解。

在這之後，葉挺與被任命為起義軍參謀長的徐光英，對原定的起義方案進行了調整和完善，明確了起義的時間，並隨即對起義各部下達了作戰命令：教導團、警衛團按原部署不變，工人赤衛隊7個聯隊和敢死隊必須在11日凌晨2點前到達預定地點，3點準時發動起義。第一聯隊對和敢死隊攻打公安局；第二聯隊攻打國民黨第四軍軍部等目標；第三聯隊攻打西區警察局、粵漢鐵路局等目標；第四聯隊攻打警官講習所等軍警機關；第五聯隊攻打國民黨省長公署等目標；第六聯隊兵分兩路作戰；第七聯隊為機動，隨時聽候調遣。

就是在這短暫的時間裡，葉挺還了解到，對發動此次廣州起義，廣東省委記憶體在著不同意見，像軍委委員聶榮臻等就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另外在調查會議上，工人代表黃亞恆再次提出了起義時機問題，指出起義力量僅數千人，雖然廣州城內空虛，但外圍敵軍達10餘萬。

黃亞恆的意見引起了葉挺的高度重視，他找到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對他說鑑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廣州久滯，而應將隊伍帶往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當地蘇維埃政府會合。

葉挺的意見，當即遭到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有“暴動專家”之稱的諾依曼的強烈反對，他給葉挺把廣州起義隊伍拉到農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頂“土匪主義”的大帽子。因起義在即，葉挺全副心思都在作戰指揮上，就沒有與其爭執。

廣州起義發動當天，“廣州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但這個蘇維埃政府隨即陷入國民黨軍的圍攻，形勢嚴峻。被推選為工農紅軍總司令的葉挺，在蘇維埃政府的軍事會議上，鄭重提出“不要再在廣州堅持，把隊伍拉到海陸豐去”。這一建議得到葉劍英、聶榮臻等懂軍事的起義領導人的響應。

但葉挺深思熟慮的穩妥方案，馬上就被慷慨激昂的言辭掩蓋。年輕氣盛的廣州市委書記黃平，認為葉挺這種顧慮重重的情緒，在此緊要關頭是非常要不得的。諾依曼更是激言厲辭，說此刻絕不能退卻，而應“進攻進攻再進攻”！省委書記張太雷對諾依曼意見的附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政治能力無疑是相當強的，但對起義成功的渴望，對帷幄運籌的生疏，使他偏向了貌似權威且聲色誇張的諾依曼。起義的悲劇結局，此刻已經註定。

許多年以後，廣州起義的領導者們在平心究詰當年失敗的因由教訓時，才承認葉挺的主張是正確可行的。葉劍英、聶榮臻都指出：本來在11日晚上就可以採取措施，主動將部隊撤出，那麼，起義將會取得很好的結果，可惜葉挺的主張得不到採納。

彼時領導軍事工作的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周恩來，在十多年後也總結說：“那時如果採取退卻的方針，實行有計劃的退卻，或同海陸豐農###動會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會合，都不會如此倉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儲存更多的幹部。”

葉正明告訴我們，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還同葉家幾個孩子講過：當年黨中央和廣州起義的主要領導沒有接受你父親的意見，如果接受了你父親的意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