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訪問了一年。

我覺得我的思想是一點一點地解放的。假如當時思想解放到現在這個程度的話，我那一年的收穫會更大一點。我現在又覺得那一年有點可惜，在那兒就是一心鑽圖書館和檔案館，就沒有留出一點時間來，到處去看一看，瞭解一些生活上的東西。另外，我當時還是比較守紀律的，那時候他在加拿大，從美國到加拿大是非常方便的，我就不敢去。

陳樂民 我在加拿大，她在美國，要是坐一個小轎車的話，很快就過去。我們就通個電話，嚴守不到第三國的紀律。

陳樂民　資中筠：美國與歐洲文明一脈相承（9）

資中筠 從改革開放起，思想開始解放，到80年代末，思想又大解放一次，所以我就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贊成的政策。於是我下決心：在儘可能的範圍內，我要自由。在那之後，我覺得我的思想又多解放了一點。

李懷宇 陳先生覺得歐洲研究與美國研究之間互相有影響嗎？

陳樂民 有影響，我覺得這個影響是歷史性的。美國是歐洲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產生出來的東西。美國和歐洲之間有延續性，現在美國的學者包括他們的政治家，仍然承認他們是希臘、羅馬文明的繼承者。只不過歐洲的文明傳到美國之後，根據美國新的情況，有一個新的創造。所以我覺得美國跟歐洲文明是一條線的，有區別，但不能割裂。後來不少研究美國的人，特別是現在，就變成實用主義了，覺得美國有什麼，我們也要有什麼，其實是不行的。

李懷宇 現在有一種思潮就是：特別想把西方的東西搬過來，他們幾百年走過的道路，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就把它走完。

陳樂民 很難搬過來。

資中筠 我覺得現在有兩種思潮。你說的是一種，但是現在更多的是強調中國的特色，而排斥西方文明的普世性的東西。有一種就是說人家已經走完那麼多年了，我們還遠著呢，所以我們這些都可以先不用實行，特別是民主、改革這些東西。另外，就是強調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所以我覺得是兩種，照搬的是搬過來一些皮毛，排斥的也是一種。

丁聰：筆底才情敵萬夫（1）

我到了香港就接觸了共產黨，與廖承志、夏衍他們相識，我們在上海的那些進步青年就靠攏了黨。一接觸共產黨我們就發現與國民黨不同，共產黨夠朋友。我們當時就編了八路軍的畫報，《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戰以後我們都改成畫八路軍將領，都是愛國題材了。

採訪丁聰，先要過“家長”這一關。丁聰的“家長”是妻子沈峻，電話預約時，她仔細地問清採訪的主要內容，連到丁家的路線，她也會細心地指導如何坐車。第二天順利到達丁家時，“家長”熱情地引路斟茶，把一切安排妥當後便悄然地忙她的家務去了。在“家長”面前，丁聰像個小孩，什麼事都不大管，只管聽“家長”指揮。丁聰說，“家長”比他忙多了，以前“二流堂”的老友聚會，都由“家長”張羅。鬱風說他：“畫他喜歡的畫，吃他喜歡的肉，有他喜歡的朋友，津津樂道地受他喜歡的妻子管制。”

客廳的牆上掛著老友黃苗子的字，黃永玉的畫，傢俱上到處擺著書，看不出擺放的章法，一排《讀書》雜誌倒擺得整齊。丁聰笑眯眯地坐在書堆裡，談吐隨便得讓人嚴肅不起來。談起自己的父親“老丁”丁悚，丁聰就像聊家常一樣，事無鉅細地回憶著，以至於“家長”為我們續茶時不得不打斷他的話頭，怕一個上午都聊不完家事，丁聰笑眯眯地轉換話題。當談到中國漫畫的命運時，丁聰依然是笑眯眯的，但言語之中流露的是對藝術的痛思和人世的關切。

丁聰氣色很好，卻說前一陣摔了一跤，躺了兩個月，身體才好，老友們剛有一個聚會。現在社會上的活動他很少參加了，以前經常跑去《讀書》編輯部，現在家離雜誌社很遠，公交車太擠，也不大去了。“一般是他們送稿子過來，我在家裡畫，人活著總要做點事情。”老人家笑道，“這也是健康的一個秘訣。漫畫是我唯一的愛好，我不能放手啊。”

現在家裡只住著丁聰和沈峻二老，他們唯一的兒子在國外。丁聰告訴我們：“我四十歲結婚，就只生一個孩子，我不敢多生‘右派’的孩子，怕禍延子孫。孩子畢業以後，因學的電腦，當時國內還無用武之地，只能出國了。今年暑假，我兒子帶了兩個孩子從美國回來，我就帶了孫子去鄉下祭祖，他們很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