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結上一年時文章中說：“農業生產，在戰勝了幾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災害之後，就全國說來，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豐收。農業總產值顯著地超額完成了國家的計劃，全國人民公社的組織日益健全，優越性日益顯著，在農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場的供應也相應地增加了……總之，全國城鄉都洋溢著欣欣向榮的氣象。而按照美國的宣傳機器說來，1959年卻是中國‘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貧困的年份’。如果所謂‘最暗淡’和‘最貧困’就是這麼一回事，那麼，就讓一些靠‘美援’維持統治的國家也來一些這樣的‘暗淡’和‘貧困’吧！”

在“形勢無限好，到處報喜訊，凱歌慶元旦，開門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下，1月22日新華社公佈的1959年國民經濟發展情況公報顯示，不僅1959年經濟計劃指標完成，而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

此時已下放到河南商城兩年多的顧準在1959年的日記中記下：

11月4日，民工隊來買菜的人說，村裡的紅薯已經吃光了，這應該是真的。劉引芝的父親死了。腫病——勞動過度，營養不良。縫紉室張的哥嫂幾乎同時死亡，也是腫病。1959年旱災，1960年春夏，該會有多少人死亡呢？勞動隊真是天堂。徐雲周的孩子在這裡吃了晚早兩頓稀飯，歡喜得不得了。

11月13日，刨紅薯4天，今日畢事。民工過路，欣羨不已，都到地頭來撿殘屑，揮之不去。

12月17日，現在問題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麼人。黃渤說，父親死了，死了沒啥。孩子，死了也沒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誠哉斯言。農村中死掉一些孩子與老人，達到了Malthusianism（馬爾薩斯主義）的目的。若死強勞動力過多，則是大大的紕漏了。

12月22日，除民間大批腫死掉而外，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兩起，十九日城內公審，據說二十日要公判。兩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可是在年初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繼續誇大“反右傾”以後的大好形勢，會議又過高地規定本年度鋼產量為1　840萬噸，糧食產量為6　000億斤。會後各省響應號召，紛紛大辦縣、社工業，大興水利，大辦養豬場等。這使“共產風”比1958年更嚴重地氾濫起來。

快到年中時，不僅是農村，在城市也開始出現糧食危機了。5月28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裡說：“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為此政府開始降低城鄉的口糧標準和食油定量，並尋求替代食品。7月底，北京市宣佈，飲食業將實行憑票供應。

隨著糧食的進一步告急，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決定成立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組長的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並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標準”的口號。小組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動員人們開發代食品。四川展覽館還辦了“代食品展覽”，介紹把大米反覆煮蒸的“三開三蒸法”，還有各地的“燙麵”、“雙蒸”、“水磨”、“食油食用增量法”、“一炒、一泡、一蒸做飯法”。

不僅是糧食，其他物資也全面緊張。因為1959年到1960年度中國棉花大幅度減產，5月7日，全國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減到22尺，半個月後每人再減1尺。這一年，由於紙張供應量減少、質量下降，很多報紙、期刊被迫停刊。

與此同時，7月16日，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25日，蘇方又通知中國政府，一個月內將撤回全部在華專家1　390名，同時終止派遣專家，並撕毀專家合同和補充書343個，廢除科技合作專案257個，停止供應急需的重要裝置。這無疑使國內經濟雪上加霜。

這一年的國慶節沒有舉行閱兵儀式，因為“1960年是建國以來遭受到最大自然災害的一年”。

1963，凋謝與“大寫”

《李慧娘》的成功令61歲的孟超又一次煥發出生命的激情，甚至有些飄飄然的春風得意。出生于山東諸城書香門第，在1961年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的孟超憑藉自小打下的深厚國學功底，將明代周朝俊的《紅梅記》改編為崑劇《李慧娘》。

《序曲》中唱道：

南渡江山殘破，風流猶屬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