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幹部每月都能拿到這樣一個裝著鈔票的信封，錢的數額從幾百盧布到幾千盧布不等。這些工資附加款，都是透過秘密渠道發放的，不納稅，也不納入黨費計算的基數。除現金收入方面的特權外，還有非現金方面的各種補助和種種特權，包括配給制、免費醫療、特殊食堂等。此外，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或者政府的高階官員還有四套住宅：莫斯科一套公寓、國家提供各種服務的市內豪華住宅、市郊一棟別墅、黑海一棟夏季別墅。如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等這些領袖人物，僅維持他們的辦事機構和警衛人員，每年的開支就達幾百萬盧布，維持斯大林生活的費用每年達到幾千萬盧布。

1935年，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到莫斯科訪問時驚訝地發現，連高爾基這樣的人物都“不知不覺地過著封建領主般的生活”。在金碧輝煌的別墅裡，為高爾基服務的人多達四五十個。羅曼·羅蘭感慨地說：“宮廷中的上層達官顯貴過著特權階級的生活，但人民卻仍然不得不為了謀取麵包和空氣而進行艱苦的鬥爭。”難怪羅曼·羅蘭驚呼，在聯共（布）與人民群眾之間出現了“危險的緊張的關係”，出現了一個由“精英人物組成的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①

於是，《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揭露了蘇###內特權階層的貪汙腐敗現象，並且列舉了以下例子：烏茲別克一個絲織廠廠長，夥同總工程師、總會計師，採取“生產不入賬”的辦法中飽私囊。哈爾科夫的一個傢俱廠的廠長，“有好幾個老婆，幾輛汽車，好幾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條領帶，近一百件襯衫，幾十套西服”，並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像這樣的例子，文中列舉了很多。因此，文章認為，“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佔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透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文章由此指出：“赫魯曉夫取消了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一個以他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的專政，也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專政。”“赫魯曉夫實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政策，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使蘇聯的資本主義勢力急劇地膨脹起來。”在蘇聯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存在著“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活動情況”。鑑於這些事實，文章確信，這些蛻化變質分子所把持的工廠，“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企業，實際上已經變成他們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企業”。而且，蘇聯集體農莊領導人將他們把持的農莊也變成了他們的私產，“他們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變成為新的富農經濟”。

中蘇大論戰（3）

不僅如此，文章還對蘇聯文化領域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文章認為，“蘇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不僅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而且在文化思想領域內也“猖狂地氾濫起來”。具體地說，“赫魯曉夫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揚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性論，向蘇聯人民灌輸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以及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反動思想，敗壞社會主義的道德風氣。腐朽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成了時髦，社會主義文化受到排斥和打擊。”此外，在蘇聯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階知識分子中，還產生出大批的新資產階級分子。這些資產階級特權階層佔據了思想和文化部門後，就開始熱心於“在蘇聯復興資產階級思想，並且充當美國腐朽文化的傳道士”。①

。。

毛澤東懷念斯大林（1）

4。　毛澤東相信，包括蘇聯在內，多數人會越來越懷念斯大林

中蘇兩黨分歧的另一個焦點是關於斯大林的問題。對此，蘇共中央直言不諱地告訴它的全體黨員和各級組織：中共和我們“在同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後果作鬥爭的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赫魯曉夫在一次講話中還說：有人認為斯大林時期好，想復活斯大林，那“就把他帶走和他一道生活吧”！

但是，中方明確表示，對蘇共二十大藉口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我們從來沒有同意過”。對於蘇共“反對個人迷信”的實質問題，中共中央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指責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但文章回避使用“個人崇拜”這一提法，代之以“個人迷信”。中共中央首先肯定了反對“個人迷信”是錯誤的，有害的。其原因在於“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要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