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代表團歸國為數不多的幾次中的一次。

儘管會談未能達成協議，但毛澤東對代表團的表現還是相當滿意的。他稱讚說，代表團沒有同蘇方達成任何有失原則的協議，這就是完全的勝利。別看鄧小平那麼矮，卻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赫魯曉夫都搬不動你，鬥不過你，蘇斯洛夫更不在話下。這次你們取得了完全勝利，完成了任務，做了一件好事。①

中蘇關係的兩件大事

2。　毛澤東建議：披露1958年和1959年中蘇關係的兩件大事

蘇共中央在公開信中向蘇聯全體黨員和黨組織宣佈：“中共領導同我們、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根本的、原則性的分歧”。雙方分歧的實質是“對防止世界熱核戰爭的可能性、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以及爭取和平的鬥爭同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些最重要的問題上，各持相反的態度。”蘇共中央還明確表示，和平共處原則“是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並堅定地遵循這一原則”。

考慮到蘇共中央在公開信中首先提到的問題就是兩黨之間的分歧，鄧小平在莫斯科會談時第一次發言所談的也是這個問題，所以，9月6日，中共中央發表的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談中蘇兩黨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文章指出：兩黨的分歧並不像蘇共中央所說的那樣，是從1960年4月開始的，“事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開始了。具體地說，這是從一九五六年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蘇共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到現在，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經歷了一個產生、形成、發展和系統化的過程。人們對於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

中共中央為什麼要把蘇共二十大作為兩黨分歧的開始？文章對此說得很清楚。因為在這次大會上，蘇共中央“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透過所謂‘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這是“極其重大的原則錯誤”。　赫魯曉夫在大會上“藉口世界情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提出了所謂‘和平過渡’的論點。

《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在介紹了兩黨分歧的由來之後，還論述了蘇共領導“修正主義”的發展過程。文章說，中國領導人曾多次在內部會談中嚴肅批評了蘇共領導人的錯誤做法，蘇共領導人表面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見，實際上卻懷恨在心，把中國共產黨“看作是他們推行錯誤路線的最大障礙”。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文章首次公開披露了1958年和1959年中蘇關係的兩大事件。指出：中蘇兩國關係的惡化是從1958年開始的，就是蘇聯領導人提出要建立中蘇聯合艦隊，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接著，在戴維營會談前夕，蘇方於6月20日撕毀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技術資料的協議。於是，文章說，中蘇思想分歧演變成國家關係的惡化，完全是蘇方挑起來的。

最後，文章概括說：七年來的事實證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蘇兩黨之間分歧的產生，“完全是由於蘇共領導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宣告的革命原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一條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路線。蘇共領導沿著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的過程，也就是分歧的發展和加劇的過程。”①而大論戰也是由蘇共領導一手挑動和擴大起來的，是由蘇共領導強加在中共身上的，所有的責任都應當由蘇共領導來負。

中蘇大論戰（1）

3。　隨著論戰的全面展開，雙方發表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緒化

還在“七評”文章的寫作過程中，毛澤東就說過，修正主義是思想分歧，長久下去，勢必導致組織分裂，修正主義就是分裂主義。於是，1964年2月4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七篇文章便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為題。文章給蘇共領導人戴了兩頂大帽子，一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二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文章除了強調團結外，還對蘇聯國內政策提出了批評。文章指出，蘇共制定的理論和政策是“為國內氾濫起來的資本主義勢力服務”。蘇共領導宣佈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改變蘇共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為資本主義在蘇聯氾濫大開方便之門”。“目前的蘇共領導”，就是“為修正主義之首”。文章認為，中國共產黨批評蘇共領導搞“修正主義”，是為了“維護第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