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對強者的批評諷刺，反而是強者對弱者的嘲弄。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晚清太平天國大動盪的之際，當時湖南巡撫駱秉章養了一個寵物，一隻大馬猴，這隻大馬猴，巡撫走到哪兒，它跟到哪兒，沒事就把隨從戈什哈的大帽子，所謂頂戴（巡撫的隨從，自然是有品級的，當然有官帽子），摘下來戴在自己頭上，戴夠了，就隨地一扔，泥裡水裡。隨從恨得壓根癢癢，但巡撫大人的寵物，哪個敢說個不字，戲弄，也只好隨它戲弄。馬猴搶人帽子，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它的主人不管，任其胡鬧，看來是成心借這個猴子，演一場又一場的弄臣插科打諢的好戲。清朝的大帽子，現在的人已經相當熟悉了，為了應付一出又一出清宮戲的需要，跟假辮子一樣，做道具的廠家，不知做了多少，沒想到在當初，這玩意居然就有這樣的遭遇。

自己人圈裡的人猴鬧劇，就像是一種徵兆，很快就引來了模仿者，模仿的人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進廣州的英國和法國人。英法聯軍佔領廣州之後，只是把總督葉名琛押走，依舊讓旗人柏貴做他的巡撫，街上，依然有清朝官員在管事，名義上，廣州還是清朝政府在統治，華洋雜處，華人官員為傀儡的境況，讓生活在異域的洋人們，發現了一種讓自己開心的好辦法，他們逼迫為他們拉車抗包的苦力，戴上清朝官員的大帽子，為他們服務，帽子掉了，就讓人撿起來再戴上，他們在一旁看著，哈哈大笑。有時甚至直接把“在任”的清朝官員的頂戴摘下來，扣在苦力頭上，看著雙方的窘態，自己樂不可支。

這樣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態的演義。有段時間，凡是在租界裡服役的中國人，無論拉車還是運東西，甚至傭人，一律戴大帽子，這個大帽子，雖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頂戴，但卻跟官帽子一模一樣，擺明了，是拿我們的朝廷命官尋開心。

拿一個國家的朝廷命官尋開心，無疑是對這個國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個時代，這是很多來華洋人的共同愛好。但有意思的是，這種羞辱，在當時並未引起被逼參與其間的中國百姓的強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恨順從，戴也就戴了，洋鬼子開心，他們也無所謂。你可以說，中國底層的百姓麻木不仁，沒有民族意識，也可以說，中國的官，其實跟老百姓的距離，並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對於官員，甚至滿懷怨恨，辱官，不等於辱民。每次洋鬼子打進來，都有膽子大的百姓，主動出來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國的官方，卻一面千方百計在自己的國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細，一面擔心刁民乘機造反。如果說，駱秉章縱容猴子羞辱他的隨從，暗含著官場位居高位者對小官吏的輕蔑，洋人捉弄中國官員的帽子戲法，卻隱含著中國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自中國的大門被人用大炮轟開，中外衝突，一直多體現在官員跟洋人之間。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氣，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也由於基督教在華如水銀瀉地似的傳播，才在民間激起了以民教衝突為象徵的華洋民間層次的對抗。即便如此，殺洋滅教的義和團，也一樣仇官，動輒平白無故地把官員拖出轎子，加以折辱。沒辦法，一個王朝的末世，官員無論大小，似乎都意味著貪官汙吏，即使在對抗西方侵略之時亟需官民合作，但現實卻處處是官民敵視。這種分裂，如果有人點明清朝統治者其實是應該被驅逐的“韃虜”，那麼，作為披髮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樣被羞辱，就更沒有人在意了。

進化論PK帝王權威

中國的皇帝是人不是神，這一點大概是個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時代，情況也許會有點不一樣。真正明白裡就，知道皇帝跟我們一樣，吃喝拉撒，會生病也會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邊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眾生，恐怕多少會覺得皇帝還是有點神氣，能坐上龍椅的，如果是人的話，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儀一同蹲了監獄，而且受了共產黨人的教育，才會發現原來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物件，原來是個拉完屎連褲帶都系不好的廢物。

從前接觸辛亥革命的史料，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當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時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個事情，就是皇帝沒有了，我們可以不交租稅了。或者是，皇帝都沒有了，為什麼還要交租稅？害的革命黨人成立的各級軍政府沒有錢用，馬上就得派兵下鄉，逼迫老百姓交錢交糧，但還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裝反抗，江南地方，許多縣的革命黨人，對付滿清倒沒有動過武，對付抗糧抗稅的刁民，倒是真的開槍開炮來著。

讀鄭超麟*，發現他說他們家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