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孩子們。就像我剛才說的這個茶社地經理——張英姑娘，她那有什麼能讓她接班的爹孃！她爸早早的就下世了，就剩她媽一個人，在家裡待著。她還得靠閨女養活呢！”那位大爺接著說：“那個閨女也是個要強的姑娘。到處跑著找工作。可那會報紙上就說了：光北京待業青年，就有四十四萬。一多半是插隊回來的知識青年。咱北京這麼大的地兒。那有那麼多地工作，等著孩子們呀？！誰家沒有一、兩個呆在家裡、混吃喝的大小子、大閨女？！沒法呀。”

吳永成他們幾個，在旁邊聽著也直點頭。對於插隊的知識青年，他們並不陌生。他們的年齡，讓他們剛剛滑過那一個坎。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僥倖。到了農村，受苦受累不用說，回來就成了被忘記的一代。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還要和小弟弟、小妹妹們在社會上搶飯吃。真是太無奈了。

特別是吳永成，他在自己的前世，看過不少關於知識青年歸城後、尷尬遭遇的作品。剛開始是找不到出路。艱難掙扎；好不容易從絕境中走出來，不少人到了中年。又遇到私生子問題。頗為尷尬呀！

這個張，在這麼艱難的時候。那又是怎麼起步的呢？現在國家政策可不讓自己領照單幹！得詳細問一問。要是個人才，說不定以後能用得著。咱現在缺地就是人才啊。

“大爺，那你能給我們說說，她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嗎？您是她地老街坊，應該知道她的不少事吧！”吳永成往老人面前湊了湊，態度謙恭地問。

“當然知道了。從她領著幾個和她一樣地小青年，開始擺茶水攤，我就一直跟著他們。可以說。我是看著他們的小攤子，變成了大門面。從他們在前門哪會。一直到了現在的這地界兒。我一直追著喝他們的茶，就為了給孩子們一個支援。哎，孩子們不容易哪！”

在這位大爺的慢慢敘述中，吳永成他們幾個知道了、這大碗茶背後藏著的一段艱辛。也是幾個歸城後的插隊知識青年，創業的一段血淚辛酸史。

一九七九年初，張英帶著東北生產建設兵團地十年風塵，回到了久久盼望的家鄉——首都。但在她回來後卻發現，這個自己原來十分熟悉地城市，現在變得好象不怎麼歡迎他們這種人的回來：住的地方沒有——家裡原來就小，現在弟弟、妹妹們長大了，都沒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工作也沒有，近兩年，北京初中、高中畢業的有十幾萬學生，都在等著就業；就連說的話，也和城裡的人說不到一起：自己這夥人，十多年在外，原來地道的北京話，也摻進不少南腔北調，人們看自己的目光，就像看外地人一樣，那麼陌生！

張英在跑了街道辦事處十幾次，要求找工作沒有結果後，並沒有灰心。她仔細地考察了當時北京的各個行業，發現首都的服務行業，在全國來說是很落後的。到了一九七九年，城區人口已增至五百多萬，服務網點卻只有一萬多個。就拿飯館來說，整個北京城區只有八百多家。當時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吃頓飯，真叫難。站著等，坐著看。餓得肚子咕咕叫，人們急得團團轉。”

至於旅店，那就更少了。國營的旅館有十幾家，鋪位太少；有幾家大一點的，檔次太高，一般人又不讓住。來北京辦事的人又多。往往是人還沒到北京，就得提前預定旅館；沒有房間，都不敢來。就是這樣，在當時，也平均每天有上千人，夜無安身之地。

張英和街道辦事處的人商量後，決定就搞服務行業。

可是搞飯店和旅館，需要太多的錢。街道辦事處也拿不出來，只能先給他們能拿出十幾塊錢，還得領導批示。

十幾塊錢能幹什麼？張英和幾個夥伴想了幾天，決定先擺個茶水攤子、小發展。幹著，總比閒著、等著要強！不然還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街道辦事處才能給他們安排

就靠著街道辦事處借給他們的十幾塊錢，他們又從各家找出一些小桌子、小凳子。湊出十幾個水杯、幾把暖瓶，買了幾包茶葉。大碗茶茶攤就在前門大街上，擺起來了。當時他們的人馬，總共有十三個人。年齡最大的有三十四歲，有男有女的。

幾個老街坊們，記得清清楚楚。開張的那一天，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

“他們剛開始擺起小攤的時候，有不少人還笑話他們。”大爺接上吳永成給他遞上的一枝煙，笑著朝他點了點頭。把煙點燃後，吸了一口，繼續說：“你們想啊，十幾個小夥子大姑娘的，每天就圍著個大碗茶攤子，見人就吆喝‘大碗茶、大碗茶，二分錢一碗’。人們看見了，說什麼難聽話的也有。可人家這幾個孩子，硬是咬著牙，給堅持了下來。聽他們說，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