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系統工作，對下面基層不少的同志，都不太熟悉，更別說有什麼鐵桿了。唯有那次到梁州地區調研的時候，和梁州地區團地委的楊邵峰相處得還不錯。他覺得，楊邵峰應該還能給自己一些面子吧！

果然，電話接通以後，揚邵峰聽見吳永成親自給他打電話，感到十分的榮幸和興奮。

不過，幾句寒暄過後，當吳永成談起讓他組織梁州地區大中專院校學生，深入農村搞社會實踐活動的時候，楊邵峰就顯得很為難了，他回覆吳永成的說法，和團省委學校部的部長武展福的理由基本上一樣：第一，他和人家那些學校並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第二，不是假期，擔心會影響到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

唉，看來還是自己想得過於幼稚了。

吳永成無可奈何地掛了電話以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現在自己就是想要盡一點人意，那也是無計可施了。只能是獨善其身吧！

第二個電話是打給北京工作的四姐的。

在吳永成的親屬和同學們之間，吳永成現在最為擔心的，是自己的這個四姐和四姐夫了。

他記得自己前世的記憶裡，一般的公職人員參加到那次事件的人，基本上沒有多少。他那些同學們一個個都是身出高幹之門，這種活動肯定是不會捲進去的。

可在北京卻還有不少地知識分子，在迷迷糊糊之中，闖進了浪口。四姐和四姐夫兩個人要是一時“激｜情盪漾”，一失足那可就成了吳永成的千古恨了！

特別是吳永成的那位四姐夫李佔林。那可是跑到法國去喝過洋墨水、啃過幾年樣麵包地人，這個老夫子真要是再不管不顧的，直接搬著“德先生”（Democracy

主）和“賽先生”（Sciene，科學）犯了倔勁兒、死死不放的話，那可就更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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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成並不是一味地反對德先生和賽先生，但他認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