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他們也有不平感，因為在他們看來考入師範本身就體現了社會的不公：因其優秀而透過考試，本來可以有更好的前途，無奈只是由於經濟困難而不得不入免費的師範，而非更有前途的中學。

而當他們展望前途的時候，他們已註定要困守鄉間，拿著低薄的薪金，貧苦終生，與城市的知識界少有溝通，而且幾乎沒有改變自身狀況的可能。而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進入師範學校後，他們接觸到了一些現代思想，一些激進的社會理論，使他們開始對鄉村社會進行反思。

相同的家庭背景和艱苦的求學經歷使得學校的農家子弟有著共同語言，形成了無形的交往圈子，激發了其階級意識。也正因如此師範學校極有可能成為醞釀和滋生激進思想的溫床，社會活動的中心。在這種氛圍中，許多學生思想激進，進而成為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這一切是另一個時空的現實，而在這個時空之中，這一切現在並未顯現出來，但是誰知道將來呢？

吸著雪茄煙，唐浩然默默的站立在那裡，他的視線隨之投向遠方，神情越發的凝重起來，他首先想到的是革命，想到了革命的溫床……

師範是有可能成為溫床的，畢竟，與另一個時空中不同，在這裡，政府固然提供免費的師範教育以及中學獎學金制度，但是後者只有每所學校中最優秀的學生才可以得到，至於師範，很多人之所以讀師範，未嘗不是奔著接受免費的中等教育而去的。

曾經在東北，便有那麼一些人，就報著投機之心，試圖透過師範接受免費的中等教育，卻又無意作為教師服務，也正因如此，才會出臺嚴厲的法規，甚至從根本上制止師範生在畢業十年內考大學。

也正因如此，那些人難免會有不滿之心，而這些不滿就是革命的溫床！

十年前，唐浩然自己是一個革命者，但是現在，作為帝國的皇帝，他絕不是什麼革命者，甚至可以說是革命與他而言是互相排斥的，是絕不融於帝國的體系之中的，對於革命的打壓，必須是無情的！

正如同在過去的幾年間，對於所謂的“進步著作”國內的打壓一般，可以說是不餘遺力，那些著作甚至被定為“帝國主義陰謀家的顛覆他國的陰謀”，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罪名，任何宣講所謂“進步理論”的人，也都會作為“敵國間諜”加以逮捕。

其實這種“恐慌”，並非僅存在於中國，在歐美同樣也是如此——俄羅斯革命震驚了每一個人，準確的來說，是俄羅斯的革命失敗後，暴露出來的革命者的殘暴以及屠殺，震驚了全世界，而在戰爭期間，那種思想表現出來的“蔓延之勢”又令各國恐懼不已。

在歐美，政治家們擔心革命的思想會成為一種傳染病，擔心那種“人類頭腦中從來未有過的最駭人聽聞的、最可怕的東西，使歐洲道德淪喪、內戰不休、經濟崩潰”，所以，他們千方百計的阻止這一切，數以千百計的活動家被各國政府以“煽動叛亂”等罪名捕入監獄。

但是，沒有任何人比唐浩然更清楚什麼是革命，更清楚的知道，什麼是思想，思想是殺不死的！

只要革命的溫床存在，只要革命的土壤存在，那麼有一天革命仍然將不可避免的爆發。而這正是唐浩然此時所懼怕的，因為他清楚的知道，革命的貯藏著的力量，尤其是對於中國而言。

尤其是在鄉村，當那麼一群對政府心存不滿的農村子弟作為鄉村教師服務的時候，他們就會成為天然的“革命導師”，而他們的思想勢必會影響到他們的學生——更多的人會接受那革命理念，而革命的理念極有可能在鄉村紮根，因為鄉村一直以來都是帝國的軟肋！

“要不然，停止徵收田賦？”

幾乎是一種本能，唐浩然想到了後世免徵農業稅的“先進經驗”，但是這個念頭不過只是微微一動，他的腦海中立即浮現出了另一種數字來。

“7。45億！”

這個數字是什麼？

正是去年的田賦所得，也是23。8億畝耕地所納的田賦，這甚至不包括政府透過放領公地得到的地租。可以說，現在的農民所承擔的稅收，絕不遜於晚清，或許，農民因為良種的普及、苛捐雜稅的免除等原因，收入在增加，可實際上，農民的困苦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儘管如此，儘管從唐浩然到大臣們都知道農民承擔著沉重的，遠談不上輕鬆的田賦，但是他們更清楚——國家需要田賦。對於中國這個傳統的農業國而言，若是加以地租的而言，政府財政收入的50％以上都來自土地收益，甚至可能超過60％，對於每年30